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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会友，今天是我们人文友会第二十四次聚会。近来我们讲理性之运用表现与理性之架构表现的问题已有三次。第二十一次聚会首先提出架构表现与运用表现的名词大体加以解说。第二十二次聚会特别就架构表现方面详言其意义。第二十三次聚会则就中国文化超科学知识境界与超政治之德化境界，专讲理性之运用表现。大概理性之架构表现较易了解，因其与民主科学相应。故换此新名词提一提。可使之对民主科学之本性有确切之认识。但也要提醒大家，对于架构表现此一名词及民主科学之本性不可轻易忽视，因事实上也并不易了解。因其后面有一甚长远之文化大流为之背景。因而有其特殊之意义。而运用表现的境界甚高。但中国文化是理性之运用表现，故听起来较亲切。似较易了解。然要彻底了解则又甚高，因为这是虚灵的。不虚则不能灵，不灵则不能讲运用。岳飞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一心之妙用是至虚至灵的。而虚灵最不易了解，尤其扣紧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等问题则更难。所以上次我们讲运用表现，特就实践方面和知识方面讲。实践方面又分个人的与客观的政治方面。个人的实践即成圣贤人格。而于圣贤人格处说理性之运用表现，即人格之感召力，所谓“君子所存者神，所过者化”。此境界确为圣贤人格所达到，此实为中国文化之领导观念。于此你可了解理性之运用表现。其次在客观的实践方面，扣紧政治讲，则中国只有治道而无政道。治道是运用的，政道是架构的。中国在治道上的成就有儒家的德化的治道，道家的道化的治道，与法家的物化的治道。物化的治道今不讲。德化与道化的治道，都是超政治的境界。《易·乾·文言》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此可表示德化的治道之境界，也即是儒家政治之最高理想。我们看北平故宫有太和﹑保合﹑中和三殿，于此你可看到中国政治之所向往及其境界。而道化的治道则可以道家“各适其性，各遂其生”的话来表明。此与孔子所言“老者安之，朋友化之，少者怀之”，皆所以使人与万物，均能各得其所，一体平铺。此即顺治道走之最高的超政治的境界，它与西方神治实同一层次。上帝治理宇宙不必通过国家政治法律的方面，它只顺自然律而治理之，无须这些工具。德化与道化的治道亦如此。故近代意义的国家政治法律，中国一直未出现。中国在以前是一文化单位，不是一个国家单位，它是一天下观念。其法律亦只维持五伦。法之本身无独立的意义。又因是圣君贤相的政治形态，故只有吏治，而无政治。政治则必具体有客观精神以显出对列之局方可，故吾人说中国只有治道而无政道。凡此皆从实践方面说明中国文化是理性的运用表现，而非架构表现。再从知识方面讲，首先我们应知凡科学皆对人而非对上帝而说，上帝理解万事万物，不需通过逻辑数学之手续，也不用科学方法，它是一种神智之妙用，它了解万物是一了全了，而且是一下子全了。儒佛讲心性讲良知，皆是此种神的境界，故说一通百通，一了百了。你就此与科学知识对照一下，即可知运用表现之难以了解，实非可轻易忽视。然而中国需要近代化，需要科学与民主，上帝则不需要这些，因他是自足的。我们是人间，无此即为缺憾，难求生存。因此我们要把理性之架构表现与运用表现详细讲。
今天接着讲，如何由理性之运用表现转出理性之架构表现，即是把两者贯通起来讲。前两次的讲法是分解的併列的指出，今则须从道理上讲明其内在的贯通与有机的统一。復次，中国文化是理性的运用表现，故出不来民主与科学。但我们不采五四时代的立场，以为中国文化与民主科学为敌对，必须根据中国文化之生命，以开出民主科学。五四的态度是取消问题，不是解决问题。因为你若不能证明中国文化一无是处，你即须承认它有一面之真理，是真理就得保存，因此我们必须讲通中国文化与民主科学两者之道理，以求其内在之贯通，有机之统一此即是落到中国文化生命之根里，去寻求去成就民主与科学。故无论从道理上或从中国文化上，皆要求我们对于理性之两种表现有一种贯通的说明。
要了解理性之运用表现转出架构表现之途径，可作两步说明：一是分解的说明，即是散的说﹔一是综起来作辩证的说明。本来此问题之理路即是辩证的发展，但直接如此讲则难把握，故先用分解的方式来表示，较易了解。
从理性之运用表现到架构表现，是转折上的突变，不是直线之推理，故虽说架构表现必以运用表现为本，但直接却推不出来。此一面表示两者有间接关系，一面又表示民主科学有其独立之特性。凡直接推理可用形式逻辑之方式以把握之，但转折上的突变，却是一辩证的发展(于此可逼使吾人去了解辩证法)。所以要把两者贯通起来，一面以尽其转折之意义，一面表示为内在之贯通，有机之统一，普通所了解的贯通统一大都是直线的，形式逻辑的推理表示贯通统一，也是直线的。譬如“凡人有死，孔子是人，故孔子有死”便是一直线的贯通。但我们既知从理性之运用表现推不出科学与民主，所以这里显然是一种转折上的突变。要就这种转折而明其贯通统一，则必须是一种辩证上的发展。大家在此可仔细思考一下，使通过自己之生命意识，以成一义理之轨道。此关键了解后，乃可作分解的说明。
平常人也说，道德不离知识，知识不离道德，此话当然不错。但此係从外部说，太肤泛，人不觉其有若何意义。凡讲贯通，即必须进入内层。在此我们首先须知：凡道德宗教皆落在个人生命上，丝毫不能假借，父子兄弟师生也不能相传，此最独特。所谓成德成圣贤皆在人格德性上说，故武训虽为一乞丐，不碍其为圣人。而真正宗教家，也只在得道福，求与上帝沟通，此绝无法与人共，与人合作，每人皆自成一整全。所以修道不能炫耀。“人不知而不温，不亦君子乎？”即是此意。一般人总从广度的企求，要名要利，此须从他人之关系上而得到，因人之生命必时时与他人相通，故凡知识学问事业名位之类的客观性社会性或公共性的东西皆为其所要求。但凡此外皆与做圣贤之本性无关，故道德宗教之落在个人身上说即无需此。而客观性社会性之事业，亦必吞没于其个人人格之灵明内，而此一点灵明即通上下通古今通宇宙之全，其生命遂显得非常洒脱灵活。故我常说中国文化讲到最后只有三句话 ： 在社会上是五伦，讲学是灵明，在政治上是大皇帝。因此客观性社会性之事业皆不能发达，此即中国文化独特形态。
但中国文化如此是否已够？道德理性之表现如此是否已够？从扣紧道德宗教之本质之“理”上说即已够，但从另一面说则尚不够。简言之，从“理”上说够，从“事”上说则不够。此所谓事，即超过道德宗教之本质之外，就是说，人生之具体生活不只是道德宗教，道德宗教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足条件。人生方面很多。此多即是各类的事，此由超过道德宗教之本质之外而透射的事，也不是光秃秃的事，也有其理，即有其本质，事扩大了，本质界也扩大，理也扩大，而这些事又为人生所必牵连，故道德理性之贯注也须扩大。前贤本已讲内圣外王。可见道德理性不能不牵连到外王。唯以前外王是直线地函在内圣中。故外王总开不出，而道德理性亦只内缩于内圣中。我们现在对于道德理性即须一面内在地讲，一面外在地讲。内圣方式的成圣贤求道福是内在地讲，外王即是外在地讲。为何要外在地讲？ 因为凡有客观性社会性的事皆为人间所创造，皆在人生活动范围之内。既如此，则代表价值之源的道德理性即必须要照顾到此，不能使之荒凉﹔道德理性之光明必须照射到此，不能使之黑暗而成为非道德理性的，若道德理性通不出去而自限，即与道德理性之本性相违。因道德理性是无偏私的是无远弗届的。故说“一夫不得其所，若己推而内诸沟中”。因此绝不能将道德理性之光限于照射个人人格，只为内在所有，而不足以言道德理性之充分实现。
由此道德理性之过渡到客观性社会性之事业，乃是良知灵明向外之披露。可是其披露也是一转折之突变，此处有顺与逆的两面。过去讲外王只顺的向外披露。此不足以尽转折一义。我们现在要了解“逆”的意义。有逆之成分才能成辩证之发展。成圣贤人格之道德理性(良知)的发用流行与成科学知识之理解活动是相违反的。科学知识要靠经验(耳目之官)，要靠逻辑数学。而成圣贤人格之良知之用则否。(古人于此说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之违反。)但良知之光明无所不照，一切人间事物皆为人之业力所及。故不能让它荒凉。民主科学能为人们造福，故自由平等工业文明，皆为道德理性所要求。可是从良知直接推不出科学与民主来。表面上看两者似相违反，但良知不反对科学民主，并且要求科学民主。即在此要求而又相违上看出一个逆的成分。科学与民主是理性之架构表现，但只成圣贤人格之良知之用则是理性之运用表现。在科学知识与民主政治处，皆是有对，而在良知之用处则是摄所归能，摄物归心而无对。故只顺良知走。便不能出现科学与民主政体。但科学与民主又为良知之道德理性所要求。它要求一个与它本性相违反的事物。此即是一个矛盾，逆其自己的矛盾。要把这个矛盾解消而贯通起来，故须要求一种辩证法的了解。此其意义即普通所谓相反相成，也即是辩证法所谓对立统一。道德理性要满足良知之要求科学民主，便不能一味顺良知之本性而为运用的表现，它还要相应科学民主之本性而为架构的表现。它要满足此要求而实现此种表现，则吾人之心用便不能不从良知之形态暂作自我之否定，而转为知性形态，对列之局。不能一味顺着良知之本性往下滚，不能只是摄所归能，摄物归心。因若此便成为无对。必须让开一步，把“所”与“物”推出去，凸显出来，与自己成一主宾对列之局，才能转出理性之架构表现。此即要与自己逆，要自我坎陷，不可一味顺。就是古代打天下也得有一步之让开，否则拒人于千里之外，如何容受得了偌大之天下？ 此逆的意思用到历史文化上，黑格尔有“理性之诡譎”一名词，他说上帝利用人之自私自利以成其道。此即上帝(理性)之诡譎。王船山也以秦之封建为自私，但废封对皇帝其实并不好。故天顺其私废除封建，以实现天道之至公。这亦是理性的诡譎之意。故凡辩证的发展，必须有此逆的一步。国家政治法律与逻辑数学科学，皆有其独立之特性。在以前皆不显，现在要显出来，则须道德理性不再摄所归能，摄物归心，而能自我坎陷以显出之，否则仍如我上次所说光有山川气象，无建筑物以陪衬之充实之，即只是空荡荡的。所以今天必须开出架构表现的国家政治法律与逻辑数学科学，以充实发扬道德理性之光。于此黑格尔称为客观精神(凡民主科学皆为客观精神)。中国文化只有主观精神与绝对精神，而无客观精神。故民主科学皆不出现，知性形态亦不显。而中国人之理智遂无恰当之使用(恰当之使用即指出现科学知识)，而只用于人情世故及政治上之勾心斗角，故大坏。(关于此，唐先生近在《民主评论》上有<科学对中国文化之价值>一文，言之甚精详。)上面这样分解的说，可以说的很多，今天暂说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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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牟宗三，转载自：《人文讲习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