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谦先生：经典、儒家与读经

时间：2006年9月28日

地点：北京人民大学

各位领导、各位教授、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下午好！

人民大学以学术界的龙头地位，将每年秋季，从9月28日开始的一个月，选定为“孔子文化月”，热烈地举办各种文化活动，来表示尊重民族圣人，宣扬民族文化的心意。这个活动，对学生乃至于社会的影响力，应该是很巨大的，其用心令我敬佩。两年前，也是在“孔子文化月”中，我第一次来到人民大学，作了一场演讲，并接受了人民大学的好意，应聘为本校“孔子研究院”的研究员。很惭愧，两年来，并未曾尽过什么力，今天又是今年的“孔子文化月”活动的第一天，我恰好在北京，应校方要求来作系列讲座的第一场演讲，也算是一种报答了，人民大学可不要说我接了聘书没尽责，炒我鱿鱼，让我下岗哦！

今天是9月28日，孔子诞辰纪念日，早上，我参加了“全民读经·论语一百”的发起活动。我深深感受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轻蔑圣人，忘记经典的时代，因而我们这个民族，也成了缺乏智慧，丧失信念的民族。凡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的年轻人，都应对此问题做深入的反省和自责。所以我今天临时订了一个题目：“经典、儒家与读经”，试图用这三个观念，来反省我们民族的处境，指出时代的方向。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愿以这三个观念和大家共勉。

什么是经典

首先让我们认识什么是经典。什么是经，什么是典，为什么有经典，我们为什么要尊重经典，更要在这个时代重新提倡经典？我们对一个观念的了解，往往可以从它的字义说起。我们先看“经”这个字：有文字学家认为，“形声必兼会意”就是读作什么声音，是与其意义有关的。如“江”、“河”就是形声字，一半是形，一半是声，形代表本质，声指示读音。“江”、“河”的形符是三点水，代表与水有关，读音一个是“工”，一个是“可”，“工”和“可”两个声音和意义有什么关系呢？“江”、“河”都是大川大水，大河流动的声音就是“可可可（HoHoHo）”，大江流动的声音就是“工工工（KongKongKong）”，所以借用“工”和“可”的声音，这声音也表示了相当的意义。更典型的，譬如《论语》的“论”字从“言”，“仑”声。“仑”的本义是“集册”，“编集简册”而引申为凡是有次序有文理的事物，所以如果加“言”为形符就成为论说的“论”；整顿丝线，加“纟”作形符，成为经纶的“纶”；指水中的纹理，成为沦涟的“沦”；而安排人世的关系，便成人伦的“伦”……这些字都以“仑”作声符，而都与“文理次序”有关，可证“形声”之“兼会意”了。

那么，看“经”这个字，其形符是个“纟”，我们就知道与丝线有关；其次，看其声符“巠”，中间有个“川”字，是水，而“巠”就是水脉。山有山脉，水有水脉，就像人身上有血脉一样。脉是从这里通向那里的轨道，所以“巠”和交通来往有关。如果形符是双人旁，就是“径”，路径，也就是你出入的道路，这样也有通往的意思；把形符换成“走马旁”，写成“迳”，更有直通的意思了。所以“经”这个字，从形符看，和丝线有关；从声符看，则有直通的意思。

“经”字的本义，在《说文解字》上说“经，机纵丝也”，是说织布机上的直线、纵丝。布本是由纵线横线交织成的，直线叫做“经”，那么横线呢，就叫做“纬”了。经纬同样是织布机上的丝线，只是方向不同，就成了两个概念。两相比较下，“经”这个直线就显出某些特色来，首先，它比纬先摆上去，有了“先在性”；而既摆好了经线，便决定了这匹布的品质，所以经有“主导性”；再来，经在织布的时候，几乎是不动的，由纬来动，因此经有“不变性”，也就是“永恒性”。它先在，它主导，它永恒。因为经线有这几个特色，把它抽象化普遍化后，就有“经常不变，天经地义”的意思。进一步，凡是记载人类永恒的智慧，天经地义不可改变的著作，就渐渐称为“经”了。

而“典”字，是个会意字。会意字就是由两个字合成一个字，而字义也是这两个字的合义。“典”字的上半部是“册”，下半部是“几”。“册”是个象形字，像竹简用线穿起来，是古代的书籍模样。其下是“几”字，也是个象形字，是高脚的桌子的图像。“放在高几上的简册”，应当是贵重的文件，所以有个成语叫“高文典册”。引申为所有贵重的事物，如“典礼”“典藏”。所以“经典”合辞，就是永垂不朽的高文典章。中国至少在春秋时代就有称为“经”的书，首先提到“六经”的是庄子，庄子不是儒家，是道家，既然道家的学者都把孔子的教材——《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书称为六经了，可见在春秋时对“经”用法已经非常确定，就是把人间非常基本的、很高明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叫做“经”。春秋以后，一直到汉朝，又有所谓“纬书”，就是辅佐经书的书；每本经都有纬书，称为“六纬”。后来，几乎只有儒家的书才被称为“经”，从六经到五经到九经到十三经，都只算儒家的书，而且是环绕着孔子所传的“六经”的书，才称为经。所以，我们应该注意，一本书之称为“经”，有它特别的意义。纵使是中国人对外来书籍的翻译，也只对有特殊含义的书，才叫它作“经”，有特别尊重的意思。中国的《四库全书》里面有所谓“经、史、子、集”，“经”摆在最前面。我们翻译印度传来的大藏经，里面含有三部分，叫三藏——经、律、论，也是把“经”放在第一位。我们要知道，这个次序不是一时的好玩，乃是有意的排列，把价值性最高的排在前面。

可见整个学术史当中，大家有个共同的观念——“经”有特别的意义，并不是任何书都能称为“经”；在中国只有需家的基本著作称为“经”，其他纵使很重要很有名的书，也不能称为“经”。譬如在唐朝，皇家信奉道家，尊崇老子，就把老子的书称为“道德经”。老子的《道德经》并不是宣扬道德，我们常有这个错误的观念。老子这本书之所以称为“道德经”，因为它有五千言，如果写在竹简上，就很笨重，因此把竹简分成两卷，第一卷的开头“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个字是“道”，因此就把这一卷称为“道经”；下一卷开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但不能称为“上经”，因此取第二个字，就叫“德经”，合在一起，就是“道德经”。老子就“成经”了。道家的第二把交椅人物庄子，我们也不能忽视他，因此他的书，升格为《南华真经》，庄子也“成经”了。

虽然在历史中、民俗中，尊重道家、尊崇老庄的人，有时称《老子》、《庄子》为“经”，但是，请看纵使在没有礼法的当代，每个大学的课程表，如果讲老子、庄子的课，课名叫“老子”、“庄子”，很少叫“道德经”、“南华真经”的。可见，你就是贵为皇帝，想要推崇某本书为“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翻译佛典，经、律、论的称呼，其层级是很严格的，三藏之“经”，类比于四库的“经”，大体上，“经”就是佛之所说，“论”是菩萨所论，这是不能乱的。中国高僧大德的著作很多，只有一部可以称“经”——《六祖坛经》，这是对禅宗六祖慧能特别的尊崇，这是佛教界共同的认定，不是随便称的。至于《三字经》、《女儿经》、《茶经》、《马经》等等称“经”，那是好玩，不算数的。

在中国，圣人所说为“经”，后世学人对经的解说，称为“传”；所以《春秋》是经，而有左氏、公羊、谷梁等传，虽然后世也把这些重要的“传”升格为“经”，故有了“十三经”，但所有学者都知道，它们的价值毕竟是次了一等的。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很实事求是，很现代化的。千古之下，凡是有思想的人，在心里都要有这种分类的习惯，现在我们说国家最高的典范叫“宪法”，以下的各种规范叫“法律”，宪法类比于“经”，法律类比于“传”，宪法和法律的层级本来就不一样，法律不能违背宪法。那么中国的子史集和传不能违背经，佛教的律论不能违背经，其中有大道理在。如果我们读书人没有这种认识，就代表我们对于价值层级的分别模糊了，所以，我们要重新提醒大家“经”字的原始意义，摆好它在人们心中和文化史中的位置。

这样提倡是不是封建了呢？是不是反动了呢？是不是又定于一尊了呢？我们且先来考虑一下：我们现在不是敬佩西方人吗，西方人很多是信基督教天主教的，他们的教里最高教义在《圣经》，后代不论多么伟大的神学家，着了多少书，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他们的著作，都不足以称为经，所以基督教天主教只有一本永恒的“经”，叫做“Holy Bible”。可见西方人并不是糊涂的存在，他们的强盛是有相当道理的。

民族衰颓与时代腐败的源头

我们不是要现代化吗，我们不是要学西方吗，这是我们需要学西方的地方，而西方人的这种精神，恰好符合中国的传统，可见这是全人类共同的一种价值观。唯独到了现在的中国，这个价值观模糊了。我们常感叹现代中国人价值观的混淆，不需要从其他的地方看，你光看对于书籍分类观念的漠视，就可以判断这个国家的子孙必定价值混淆。心灵是有层次的，生命是有境界的。但我们受五四以来的宣传影响，他们不相信有圣人，他们不尊重经典，他们所提出的理由是：我们不可以随便接受古人的思想，我们不可以受古人的欺骗。现在先不说古人有没有骗我们，我们先看“不可以随便接受任何思想”，这种观点是好的，是对的。我们不可以道听途说，这也是孔子的思想啊。

什么叫“道听途说”？就是在路上听来一个道理，你还没有把听来的道理好好搞清楚，甚至你还不知道这个道理是真是假之前，就来现买现卖，传播这种道理，这种人孔子骂他是“德之弃也”！这种人在孔子看来是小人，一个不长进的生命，伤害品德的人。可见孔子也是实事求是，也是追求清明的认识的人。所以五四以来所提倡的，教我们要重新衡量经典的价值，要我们重新把中国的古书、中国的传统都要拿来掂掂它有多少分量，不可以蒙着头，听到古人说“儒家的书是最有意义的”就平白接受。这种怀疑的心态，我认为是健康的。但是我们追究一下，五四的人为什么要提倡这种思考模式——不可以随意接受古人既成的思想——他是不是要鼓舞我们的国民，都要有清明的心，都要去研究，然后才来判断我们的传统有哪些思想是值得继承宣扬的，又有哪些书籍是不值得尊重传习的？他是不是这样想的呢？现在，据我看来，不是！如果他讲任何思想都需要经过我们自己的判断，那是好的，可以让我们国民清醒。不过他们说“要对传统、对古来学派重新估价”的用意，事实上，是想要从根上去打掉我们对于经典对于传统对于儒家的信念，让我们远离经典、放弃儒家、打倒传统。他们提出的理由表面上好像光明正大，但暗地里，他们的心态却是别有用意的、狠毒的。

作为年轻人，当代的知识分子，我们首先要把这个问题理清楚，我们才能真的不受古人的欺骗。古人有没有欺骗我们，我不知道，但至少我们是受了五四那帮人的欺骗了！假如你不承认，那我问你，我们对儒家了解多少，我们对经典了解多少，在我们心中现在还有没有“经典”这个观念存在？假如你认为任何学术都是平等的，诸子百家都一样值得研究，假如你这样认为，那你就是被欺骗了。被欺骗了心灵而不知道反省，你将一辈子糊涂，你将对中国文化没有深刻的了解。也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对中国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中国文化并没有使中华民族富强！假如这样想，你又被欺骗了。因为一种文化一种传统一种智慧，它并不一定能保障你随时富强康乐，但是它答应你，假如你一直照着这样做，你将富强康乐。

中华民族近一百年来，从清末民初一直衰颓到现在。请问中国衰颓是因为孔子、老子希望你衰颓吗？这些圣贤之书本来是保障你的光明的，但是人性总有堕落的一面，这些经典还没有能够把人类堕落的一面完全地教化好，尤其在已经渐渐丧失了经典智慧的时代里，人心会更加地败坏。中华民族自从满清入关，军事恐怖统治两百多年，早把中华民族的活泼生机扭曲扼杀殆尽了。清朝一代是违反儒家的时代，是不行仁政不爱民的时代，是压迫知识分子思想的时代，所以到了清朝末年，日本人还能以中国的汉学为本位，正常地吸收西方文化，中国人遇到西方文化，就不行了，不会思考了、急切了、激烈了，没有百年千年的眼光，完全动物性的反射反应，一面倒，一刀切。到了民国革命以后，五四文化运动，不但不知返本归根，而且变本加厉，以为彻底打倒经典，打倒传统，打倒孔子，中国就可以得救。将近一百年了，中国得救了吗？所以如果你不满于今天人性的败坏，你要仔细想想，是经典使你败坏呢，还是正因你丢掉了经典才导致了败坏？

一个民族的衰颓，一个时代的腐败，为什么要怪罪于经典呢？为什么不怪罪于我们违反了经典的教导才这样的呢？这是一种颠倒。所以我常说，五四的思想是一种颠倒的思想，到处都表现得颠倒。今天我们要重新接受经典，就要把这个时代的风气重新反省洗炼一下，不然，我们喊文化先进、文化复兴、和谐社会都是假的。我们要清楚地知道，经典是什么，我们到底应该放弃或继承经典，都要有正当的理由！这也是圣人的教导啊，孔子叫我们“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我们可以随时检讨，随时调整方向，调整步调，我们不可以有固执，我们一定要开通啊！所以我现在重新再把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意义讲一遍，希望我们对经典有特别的情感。这种情感不是由于我们一定要复兴文化，也不是由于我们一定要尊重古人，如果只能举出这样肤浅的情绪化的理由，那你也不是一个清明的人，正好是五四以来要批评的那种“封建”心态。

认识经典、接受经典、传承经典

那我们要以什么心态面对经典的价值呢？其实很简单，刚才说经典之所以称为经典是因为它天经地义，它永垂不朽，它历久弥新。而为什么它会永垂不朽呢？只有单单一个理由，就是它合乎人性！它是开发了人类理性的结晶！所以只要人性不变，人还是人的话，这些已经开发的成果，就永远成为人类生命方向的指标，凡有眼睛的人就会看到，所以每一代必定有有智慧的人来提倡。经典可以开发人性，协助确立人生态度，有了健全的人生态度，就有了端正的人品，并有求知的热诚，从而成就一个有德有才的人，这个人就可以运用他的德性和才华来面对新时代。如果一个人遇到时代的变化就慌了手脚，好像近代的中国，不从人性的层面来思考中西文化的问题，他就只是看到眼前的西方是富强的，我们中国是衰微的，只用这种标准，就下结论：“我们应该学习西方。”是的，好学本来就是孔子的理想，大方的人应该见贤思齐，要我们努力学西方，是没有错的。但如以为只要学习西方，中国就能得救，就有些天真了。不只如此，还进一步认为我们如果要学西方，就一定要打倒中国，也就是说如果不打倒自己的传统，就不能学好西方。一推论、两推论……推论到这里，这种头脑就不仅是愚味，而且是狂妄了！

西方固然可学应学，但如果学得太认真，把其他方面疏忽了，忘记了，也不是恰当的，所以老子警告我们：“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举一而废百，己经是很愚味的了。而居然为了学西方，认为必定要打倒东方，那不是发狂吗？这两种情况都违背了人性，不了解人性的全面性。什么是人性的全面性？我们设想，一个中国人，能不能够一面承受中国传统文化，又博闻广识，去学习西方文化？这是很简单的问题，一个正常的小学生都可以明白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把人性扭曲了，就会认为人和物一样。什么是物呢，就是物质性的存在，比如现在我面对各位，就不能面对墙壁，如果我面对墙壁，就不能面对各位，因为人的身体是物质性的存在，只能选择一边。如果现在认为人的心灵也是物质性的存在，那么你面对西方就一定要遗忘东方，转过头来看东方，就不能学习西方。“假如要学习西方，就一定要把东方打倒”，这样子的推论，合理吗？小学生都知道，不合理！因为人不是物，人是活的！

但是整个中华民族，自从五四到现在，已经经过八十八年，整个中华民族都笼罩在这种不合理的思考模式中，我们现在应该赶快猛然惊醒了。我在这里发出这样的提醒，虽然道理非常浅近，但是非常重要，我们不知不觉就会模糊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想要重新提倡中国文化，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也就是说要先明白：为何要复兴中华文化？有些人认为，我是中国人，我的中国文化丢掉了，不行。如果这样说，也是一种偏见。那我们应该怎么想呢？我要复兴中华文化，因为我认识到了中华文化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是怎么规定的呢？是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比如有的人倾向于中国传统，有“思古之幽情”，而有的人去西方游学之后，他就不需要有这种情怀了吗？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中华文化的价值所在——就是它符合人性。世界上有哪一种学问是合乎人性的，就是值得尊重的，有哪种学问比其他的学问更加符合人性，它就更有永恒普遍的意义，不论它到底属于哪一民族、哪一学派。所以我说要复兴中华文化并不仅仅因为我是中国人——当然，我作为中国人更有一种义务——而是经过五四的提醒、我们应该突破这道防线，就是我不应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不应再是墨守成规，被古人牵着鼻子走的人，所以现在讲复兴中华文化有其更深的意义在。如果它是人心之所同，人性之所在，它就是永远的智慧，这些书就是永远的经典，我们应该随时接触经典，研读经典，实践经典，这是人性之必需。而不单单为了我们要脱困，也不是为了我们民族要复兴给人家看，更不是为了中国要起来领导世界。

所以一个君子，一个读书人，一个受孔子教导的人要知道，孔子不会为了这个时代没落了我才要担当，也不会因为时代没救了，我就去归隐。所以孔子周游列国，有些道家之徒就为孔子感到惋惜，有时候难免讽刺一下，说：“天下滔滔，江河日下，我告诉你，你这样努力是没有成果的，你还是跟我们隐居好了，过无忧的日子。”孔子说什么，他说：“鸟兽不可与同群”，“我不跟百姓在一起，我还跟谁在一起呢？”他说：“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道已经不可挽回，这我老早就知道啦。孔子既然老早就知道“道”不可能挽回，他为什么还要周游列国，他不是愚笨吗？所以有人就评论他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

各位，孔子行道，是为了应当行道，还是为了看到他的道可以挽救世界？当然，道是为了挽救世界，假如道可以挽救世界，那是孔子的期盼。但是孔子经过一辈子的努力，社会还是从“春秋”一直没落到“战国”。孔子成功了吗？没有！那你说孔子“天真幼稚”吗？朱熹说“没有不晓事的圣贤。”所以我们要认清智慧的本质，认清什么叫“有道者”，什么叫“知德者”，如果我们可以认清这点，就不会像五四时代的人那么偏激，那么功利。现在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已经日渐恢复，请问民族自信心从哪里来，难道是到处和人家说，我是中国人，我要有骨气，我不怕你洋人？如果只是这样，那这种骨气可能是意气、傲气。所以我们应该以圣人为师，应该回归经典。回归经典就是回归人性，以圣人为师就是我应该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做一个真正的自己，孔子所谓“古之学者为己”。如果我们的国民都能这样，那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也将带动全人类理性的复兴、全人类智慧的复兴，这就是我所说的“经典”这两个字的原意。我们应当这样来认识经典，接受经典，传承经典，并立志做一个经典人物。

百家与诸子

接下来我们讲什么是儒家。为什么只有儒家的书我们才奉为经典？首先，我们须明白，什么是儒家。什么是儒家，这本来是不需要讨论的观念，因为纵使你不是很支持儒家，你也很熟悉。但，这么熟悉的词语，到底我们对它有多少认识？甚至，现在自认为是儒家之徒的人，真正了解儒家吗？而那些反对儒家的人，果真了解你所批评的儒家吗？所以不管你发扬它还是反对它，都先要清楚明白才好。

当然要计较起来，有各种的说法，可以写一本大书，但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认识方法。所谓基本的方法，有两个特色：第一、就是它很简单明了；第二、就是它是一个基础、一个根源。如果不这样认识，不管写多少书做多少解释，你还是不了解儒家，所以我们现在讲儒家的基本认识法。我的老师牟宗三先生是这样说儒家的，他说：“诸子百家都是家，只有儒家不是家，它只是跟着诸子百家的惯例称之为‘家’，叫做‘儒家’，其实不可以把它当一个‘家’来看待。用比较通俗的讲法，可以说‘儒家无家处处家’。”

什么叫做“家”呢？“家”这个字的构成，是上面一个盖顶，下面一只猪。因为古时候家里都养一些畜生，畜生住在楼下，人住在楼上，当然不是很卫生了。所以，“家”就是指养畜生的地方，当然也不是说人是畜生。总之，这个“家”就是指人住的地方，或者说是一个家族住的地方，所以这个“家”就是指有人，而且可以有父子、子孙传承的地方。这血缘性的家也可以引申为思想界的“家”，所以每一个“家”原始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子”，“子”是对男子的尊称，有学问有思想能够教导人的人称为“子”，用现代的话，叫做“老师”或“先生”。如果这个“子”真的学问大、影响大，他所教的学生又能发扬他的学问，继续传授，数代不绝，那他的徒子徒孙就会奉他们的原始师尊为宗师，这样就从一个“子”衍生成一个“家”了。所以孔子开创了儒家，所谓儒家就是奉孔子为宗师，以孔子的思想作为基本思想传授不绝的这批人。另外，有道家，有法家，有墨家等。道家以老庄为宗师，法家以韩非集大成，而墨家当然以墨子为宗师了，有一个墨子就有一个墨家。这样所以有了诸子，之后又成了诸家，就称为“诸子百家”。

这样来看，所有的“子”都是有自己的学问和思想的人，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墨子，统统是，都称为子，后来他们也都成了家。但在诸子百家之中，依照中国读书人的惯例，一向都把儒家摆在第一位，而且往往对于儒家的评判有不同于诸子的地方。若以各家流传的书籍来看，儒家的书特别叫做“经”，其他的，都叫“子”，如《老子》、《庄子》、《韩非子》、《墨子》、《孟子》等，到了宋朝，《孟子》和《论语》两书晋级为“经”。刚才说“经”有永恒不变的意义，现在我们就检查一下，其书号称为“经”的儒家这个家，是不是也有特别的地方？它是不是和诸子一样，发出某一种思想，面对某一些问题，能够引导某一个时代，有某些人代代习传？如果是，那么大家都是子，你往东边走，我往西边看，大家的价值应都是平等的，你为何特别呢？但是儒家是不是这样呢？这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做的功课，就是我们应该读遍诸子百家后，来做这个衡量，看看古人将“经”跟“子”区别开来，是有道理的还是没道理的。只有经过这样自我的抉择，我们才真配称得上一个中国的“读书人”。千万不要轻易被五四迷惑了——当时他们告诉我们：经典之所以称为经典，儒家之所以特别受尊崇，乃是因为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自从汉武帝后，经典才变成中国读书人必读的书，而儒家就一家独大了。

各位，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很聪明，有学问，会思考，这点是我们可以暂时承认的。但是他们认为自从汉武帝之后两千年，中国的读书人都那么笨，都不会思考，都不会怀疑，都被董仲舒牵着鼻子走，唯有到了五四，才会思考，才会怀疑。像这样的论点，我们怎么可以这么轻易就接受呢？但是现在的中国人就都无条件接受了，我就感到很奇怪很纳闷，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人这么愚昧？为什么五四那些人为了表现他们的聪明而否定了两千多年来的聪明，那种心态之是非，为什么现代中国人不好好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不质疑一下？那里面可能有很大的误区！难道中国的古人就没有聪明人，没有有骨气的人吗？我们只要读读历史，只要读读哲学史，就可以发现，那些历史上文化界的标竿人物，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怀疑精神，都不下于五四的这批人。但是今天的中国人都不知道儒家为什么有特殊性，也不知道什么是经典了。我认为，现在的知识分子应该做一个功课，就是静下心来，先博览群书，读破万卷了，然后才来下自己的判断。是这种自己的判断比较可靠呢，还是你就宁愿被这个时代的言论所笼罩？甚至连对你洗脑都不用洗，只是处于愚味中，因为没有任何人告诉你要重新思考问题。我们中国人就在五四的笼罩中，忘记了自我的尊严，所谓“数典忘祖”。甚至我们连“数典”也不够格了，根本连“典”在哪里也不知道，又怎么有“祖”可以忘呢？这是最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我们读书求学，应该负点责任，至少为自己负责，所以从现在开始不要随便批判漫骂，因为你没有真正知道过，我们不要再做应声虫，不要再做五四的应声虫，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开启我们的智慧，才有余力讲到文化的复兴。

儒家的特殊性

让我们先认真地来看儒家吧，儒家真的就是这样奇特的家吗？它真的不只是为了某一个问题，某一个时代而产生的思想吗？要了解儒家的特殊性，我们必须先这样问。因为，如果它是为一个问题而产生，为一个时代而说话，它就不能解决另外的问题，不能适用于另外的时代。但是我们读《论语》，就可以感受到某一种情怀，体会到某一种人生态度，我们愈深入其中，就愈能感受到这种情怀与态度，真的不同于其他的诸子百家，乃至于不同于世界古往今来的任何学问。不要说远，只说《论语》第一章第一句话就可以了。“学而时习之”，请问，诸子百家哪一家有告诉我们这样的？孔子一生的教学行谊，由弟子们记录下来，编成《论语》，特意把这句话放在第一篇的第一章的第一句，应是有其代表性的。什么是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遍读《论语》，会不会得到一种感觉：孔子教我们学而时习，原来是要我们学习孔子自己，有没有这种印象？应该不可能有，因为孔子绝不可能讲这个话。他的弟子称赞他为圣人，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孔子不敢做圣人，孔子也不会教人只学他就好。各位！这不是已经大大不同于任何诸子，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宗教了吗？那么“学而时习之”到底学什么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现在，依照我的理解，我们不可能罗列出人间所有的学问，所以孔子没有说哪一种学问你该要学，也没有针对哪一个时代哪一个问题要你去学。这就是圣人之言，这就是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它的涵盖性是无远弗届的，它只是一个方向的指引。这种方向，叫做“智慧的方向”。作为一个人就是要“学”，“学”，本来就是人性深度的要求。一个想要对人性的深度有所开发的人，他必定是个好学的人，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充实，我们的境界需要提升，我们就需要“学”。至于学什么？以我对孔子儒家的了解，凡是人类理性的东西，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内容，这是无限深远无限宽广的内涵。假如用这种观念面对人生面对学问，我们就没有限制，面对任何问题，我们都应该有新的观念，面对任何时代，我们都应有既守又为的志气，总之，即是以“理性”作为人生的指标。所以，只要知道一个“学”字，我们就不至于像五四以来那样面对西方和面对自己的传统了。所以五四以来的思维，明显违反了孔子的教导——“学”。

本来，如果善读《论语》的话，只一“学”字，就包括了实践，就尽了德性的全幅，甚至就涉及了人生乃至天地的一切内涵。而《论语》的这一章，说了“学”之后，更进一步，还讲“时习”，那意义就表示得更为完整了。有关“时习”，也有几种解读法，其中有一种是比较通用的，就是应该“随时去实践”！吾人所学的不仅是知识上的了解，还要成为生命真实的表现。西方马斯洛讲人生最高的要求、最高的价值是“自我实现”，他从心理学角度说一个人若能自我实现，是最大的幸福。而孔子在两千五百多年前说的“学而时习之”，无非就是要一个人自我实现，而且是深度的自我实现！这是人性本身自然的要求。假如谁说我没有这种要求，孔子会说你可能不是人，或者说你还没有真正了解做人的意义。

接着，孔子又说“不亦说乎”。人的真正成长，必须从“人性”上开发，能够多透悟人性，透悟了人生还有某些更深层的意义，所谓“下学而上达”，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理”从人事而达天理，那当然会触及更深的原理，进入更高的境界，而有日渐深刻的自我充实自我满足之感。所以，只要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有了清楚的方向，能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日新又新，层层递进，那是很可喜可悦的，所以说“不亦说乎”。而且，孔子说“不亦说乎”，我认为我们要特别注意“乎”这个语气词。孔子并没有说“学而时习之，必说！”如果孔子这样讲，就不是至圣先师了。“不亦说乎”，你不是会感到内心无限的喜悦幸福吗？最后那个“吗”很重要。他是问你，要你自己感受，自己回答，不是给你一个标准答案。生命没有标准答案，他给我们指出方向，然后问：“你这样做了，不是会有这种感受吗？”所以假如说我们“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你真认为学而时习很苦，孔子大概也不会责备你，因为这是你自己的感受。但是孔子问我们，等于是提醒我们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又问：“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最后再问：“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就是要我们深刻反省、切己体察，在我们生命深处有无这些现象发生。因为人性是“心同理同”，四海本是一家，有朋自远方来，以文相会，以仁相辅，当然是人生之大乐。而“古之学者为己”，学习，本来就为了自己的生命，不是为了表现给人家看的，因此不会为了别人了不了解而有“愠”。这个“愠”字，用得很好。孔门弟子文学成就很高，如果仔细看《论语》，每个字都用得很“精当”，刚才说的那个“乎”把孔子说话的语气神态写活了，所以这个虚字是不可以省掉的。而人不知而不愠，用“愠”字，是指内心里的“郁闷”之感，连一点“郁闷”之感都没有，才可以称得上“不愠”的“君子”。现在不是很多人都有抑郁症吗？“忧郁”，是从“愠”开始的。如果他是一个君子，应该是不会得抑郁症的，我们现在有许多中小学生就有忧郁症的倾向，有大学生想不开就跳楼的，劝他们赶快去读《论语》吧！

这是何等光明何等积极的生命！孔子只是教我们，我们的生命要尽量清澈明朗，我们的生活要尽量积极进取，而这个清明积极，本就是人类本性之自我要求。我们按照本性去做，就对得起自己。而且我们可以这样推论，假如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实践我们的本性，就是圣人，圣人也就不过如此而已。这不是很简单吗？但它又最难，孔子自己都说不敢当圣人的称号，甚至连君子之名也敬谢不敏，孔子说“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就是君子有四种表现，我连一样都做不到。连孔子都做不到的是哪四种了不起的德行呢？“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就是说，用要求儿女孝敬我的心来孝敬我的父母，用要求属下事奉我的忠诚来事奉我的君上，用要求晚辈尊重我的态度来尊重我的长上，用要求朋友对我的情份我先对他如此。孔子说，一个君子之人应该做到的这四件事，我连一件都做不到。这是一种怎样的学问呢？这是一种“说来简单，做来难”的学问，那就是生命的学问，实践的学问。而所以实践的基础在哪里？它的基础并不是任何人强迫我们的，甚至也不是来自于圣人的教导，而是要以自己的生命去感受圣人何以有这样的生命。圣人是怎样有的呢？只不过是“从理性而行”！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从良知而行”，只不过如此。《论语》每章每节讲的都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世界上有一门学问，是要我们把人做好，有一种学问，是要开发我们的人性，那么这种学问你还去反对它做什么呢？它妨碍了我们什么呢？它不正是任何学问的基础吗？

何况，从“理性”、“良知”而行，依理性和良知的本质，不只要求成就德行，也要求成就知识。举例而言，现在，我们不是要科学救国吗？你要学科学，先要了解为什么学科学，然后了解如何学科学，进一步了解科学这种学问在整个人性中占什么地位。这样我们整个国家民族才能把科学学好，假如连这样的反省都没有，科学是没有根的。所以，我们学科学，首先应该确定它合乎不合乎人性，如果科学是合乎人性的，又在人性中占多少分量，要用多少比率的人生力气去努力，这样才是合理的，也才容易学成功。如果只是一味叫喊“我们要学科学！”“非把科学学好不可！”全国学童把百分之九十的力气都投在科学上，请问这样是合理的吗？这样的国家是有前途的吗？所以，孔子说“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要以开阔的心胸，向我们认为是贤者的人去学习，这种学习精神是非常健康的，他不会只定一尊。

反而五四以来的教育，就定于一尊了，但不是定于孔子，也不是定于先秦诸子中的哪一家，而是定于以“科学”之尊，这就不合乎儒家的思想标准了。而不合乎儒家的思想，你科学就真能学好吗？我看，不但科学没学好，平白把其他的学问也丢弃了。如果我们跟从孔子的思想“见贤思齐焉”、“学而时习之”呢，就可以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深刻的反省和恰当的应对。如果科学真是人性之所在，则西方有科学，我们中国照常可以有科学。但又必须知道西方的科学成就从哪里来，它从科学的教育来，所以我们对科学的教育应有相当的了解。至少我们应该跟着成功的人来学，所以我们应该学着用西方的科学教育，来教我们的国民。至于西方所没有的呢？西方没有中国儒释道三家，我们是否也要跟着西方，看见它没有，我们就该放弃呢？这不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吗？所以，“学而时习之”这种儒家的基本人生态度就已经奠定了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人都该面对他自己，面对他的时代，以理性的态度来面对，他就可以日新又新。

所以，儒家并没有规定你的学问内容是什么，只是定下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又是一切学问的“本”，至少是一切求学的“正当态度”，孔子只给我们立下一个态度，没告诉我们具体的内容。如果《论语》中有些章句，只是当时特定事件的记载，我们也该从那些特定内容去体会背后的原理。所以假如记载的是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必历久弥新；假如记载的是事件，这个事情固然有它的时空因素，但我们可以从表面的事件去得到生命的消息，于是我们就可以从事件当中解脱出来，我们就可以“因事见理”；这样，古事亦可以为现代所用。如果我们认为孔子是两千多年前的山东人，他讲的两千多年前的事，现在用不着了，这样的读书法，古人叫做“死于句下”，把书读死了。这样切断历史时空，我们就丧失了被提醒的机会。孔子只是指点出你的智慧，指点的虽是孔子，但觉醒还是要靠自己。所以学圣人并不是墨守成规，如果一味墨守迂腐，也不是圣人之道。因此，孔子的思想并不限于一家，不限于一个时代，它只是一个“合理性/不合理性”的考虑，于是，儒家就具备了永恒的生命力，在任何时代都是新的、都以新的面貌出现，除非人性没落了。

儒学的三期发展

我们说儒家在新的时代有新的表现，这可以从中国的历史来了解，来印证。儒家在春秋时代，孔子当然是最早的民间思想家，其后的诸子百家几乎都受了孔子的重大影响，只是他们的思想没有达到这样的空灵，这样的笼罩性，也就是说他们对人性的开发没有达到这样的深度，但他们只要得到孔子的一个面向，也足以成家了。儒家在先秦时代出了孟子和荀子两位大师，合称“孔孟荀”，这是儒学第一期的发展。后来中国其实也不尽然依照儒家内圣外王的的理想去为学治国。如汉朝虽然推崇儒家，但是东西两汉并没有达到高明的境地，汉朝的儒家只停留在典章制度上，甚至汉宣帝说刘家是“王霸杂用”，是儒家掺杂了法家，连“王道”都称不上。到了魏晋时代，是道家的天下，出了许多名士，也不是儒家发扬的时候。隋唐佛教盛行，最有光彩的是佛家，所谓天台宗、华严宗、禅宗，都是在唐朝开的花结的果，儒家方面并没有什么精彩的人物。纵使唐朝号称盛世，有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明显地用到儒家，但那仅是用在政治上起作用，至于在思想上，唐朝的儒家也没有新的开创。一直到宋明，才确实是儒家发展的时代，号称“宋明儒学”西方人称之为“新学”，以别于先秦儒学，我们现在称它为儒学的第二阶段发展。

这第二阶段主要针对什么问题呢？就是面对印度的佛教印度的佛教也算是西方的文化，因为印度在我们西边，至少它是外来文化。我们中国文化本来自有传统，即以儒道为基础，环绕着诸子百家而成的一套传统，这叫中华文化的根本传统。但到了汉朝，佛家传进来。佛家不仅是印度高明的思想，现在看起来任何人都要承认它是人类高度智慧的成就。这些从印度来的和尚，确实有智慧有学问，那么我们中国读书人如何面对这样外来的有智慧的人呢？这本来是很简单的问题，但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却变成复杂的而没有正当态度面对的大问题。什么意思？本来，对于不是本族的人，但又明明知道他有学问有智慧，请问我们如何面对他们？这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吗？何况中国古人早就做对了汉朝以来的中国读书人遵从孔子的教导，所谓“见贤思齐”“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时习之”，所以，中国人以外来和尚为师，跟他学习。怎么学习？一个很关键的方法，就是我们直接面对经典。怎么面对经典？我们翻译经典，研读经典，讲习经典，实践经典，并且自己造论。刚才不是讲过吗，佛家经典有经、律、论，我们都尊重，统统翻译，深入研究，讲习传授，这样累计了五六百年，才把佛学，尤其是大乘佛学吸收进来。不仅吸收，中国人还自己开宗立派。刚才说佛教是人类高度智慧的表现，这样深入地浸润这么久，请问中国有没有变成佛教国家？没有！中国思想的主体还是儒家道家，但是我们有没有排斥佛教？也没有！它虽然是不同民族不同的思想，甚至某些方面与儒道是相反的，但在中国古人的心灵中，并没有抵触。我们既没有全盘印度化，也没有用“以夏制夷”的心态排斥外来文化，于是中国文化就从儒、道两家发展为儒、释、道三家。这是人类很伟大的文化融合运动，而且很成功，可以作为人类文化互相激荡的一个范本。它在我们中国发生，过程不仅很和平，而且非常有意义，给中国文化带来很大启发。这对中国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基本的文化史常识，但是这种常识在现代人的心里，是漠然的、茫然的。

不过佛教虽然带给中国文化以启发，毕竟还有一些冲突的地方，到了宋明儒家就开始反省这个问题，想办法解决这个人类的大问题。原则上，要解决此类问题，可以有有两个方式：一是排斥，排斥佛教，同时也排斥道教，叫“辟佛老”；一是接受其启发，充实自我。宋明儒者兼用此两种方式，所以儒家到了宋明的时候，对于“内圣之学”，尤其是对于儒家的“形上学”，讨论得比先秦更加清楚明白。并不是先秦没有形上学——如《易传》和《中庸》就表现了形上学规模——先秦孔孟往往从粗茶淡饭的“下学”开始说起，隐隐透露着“上达”的可能，但上达的部分在先秦还没有开发得透彻，只是蕴涵了这样的方向和境界。到了宋明的时候对这方面有特别深入的开发，乃至于使儒家的天道论、形上学可以对比于道家、佛家而不逊色，这就是儒家在宋明第二次高度的开发。

到了近代，我们又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即所谓西潮东渐。这是我们大家所面对的事实，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你都要被迫面对这个问题，所有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生，都应该有这个问题意识，都应该有这个时代的担当。假如我们不能认识这个时代的问题、你怎么能有担当呢？如果没有这种见识，你的学问是不够扎实的；如果没有这种担当，你是愧对“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是愧为中华儿女的。

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基本问题，现在可以很明确地指出来，就是：我们如何面对西方文化。我们已经面对了一百年了，还要再讲吗？本来，以中国人的聪明和现代化的资讯功能，加上西方文化本来就不是太深沉、太高明而太难学，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走对了路，一百年了，已经可以顺理成章地水到渠成了，不用再讲了。但是我们中华民族面对西方文化一百年，路走得到底对不对？路走得对不对，在一百年前，除非你有圣人眼光，否则是很难看出的。不过，已经将近一百年了，纵使还没有能力从理论上做根本的反省，总可以从效果上看看，如果一百年已经证明是失败的路，我们是不是要一直照着一百年前的老路走下去？如果不是，那就要想想我们到底应该照着什么样的方向走才好，这不是一个国家民族很基本很重要的问题吗？不是任何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的年轻人都要好好思考的问题吗？不仅是学文的，纵使是学科学的，通通有责任！

当代儒家的课题

有人说，我们不正从五四以来就在想办法救国救民吗？不正从五四以来就努力地学民主学科学，甚至不惜倾全力要“全盘西化”吗？难道我们没有认真面对西方？没有负起责任？而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你太认真了！孔子说“过犹不及”呀！如果我们做一件事，因为怠惰而失败，那还不太伤感；但如果是因为太认真了，而把事情做坏了，那真是愚味到极点，所谓“自作孽，不可活”。今天不讲民主，只以科学为例：科学是西方人发明出来的，我们刚才讲过，科学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学？把它摆在人生的哪个地位？我们要用多少力量来学？这三个层次的问题，是在学西方之前就要思考清楚的。首先，如果科学是人类理性当有的学问，当然要学。其次，我们要学他的科学，到底是学他的成果比较重要，还是学他面对科学的态度比较重要？如果学科学的态度对了，科学对中华民族来说，还那么困难吗？另外，如果西方人发现发明了科学，他们却成为了科学的奴隶，他们并没有站在更高一层去反省科学在人生宇宙中该站什么地位，那我们中国人难道就因为西方人不反省，我们也就不反省了？还是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们应该帮西方人反省反省，这样的学科学会不会学得更好？我看从五四以来，没有人做这类根源的反省。西方是不是有人在反省？或许有，但不是主流。他们的主流还是为科学而科学，这些反省科学的思想家还不能对科学做一个规范，也就是说这些思想家还不能成为西方科学发展的一个参考要点，也就是说西方的科学很可能是盲目而泛滥的，这是很危险的。

为什么说它是盲目的？就是科学并不属于智慧，它是没有方向感的。只有智慧的本质是方向感。所以我们现在学西方，最主要是学科学，但整体的西方文化，除了科学，还有别的东西来起平衡的作用，比如他们的宗教和艺术。请问宗教艺术是科学吗？标准答案是：“宗教艺术并不是科学，凡科学的就不是宗教或艺术。”西方人不是以科学作为他们近两、三百年民族的成就吗？他们为什么不打倒宗教，毁灭艺术？所以我们对于西方文化应该全面来衡量一下，我们要吸收西方的文化，但西方除了科学与民主之外，还有宗教与艺术，而我们并没有吸收西方的宗教与艺术。所以我常讲，五四的全盘西化其实是不全盘的，他们只知道科学与民主，他们不知道西方还有艺术与宗教。这样我们吸收人家的文化不完全，又把自己的文化全部打倒，请问没有了自己，对别人也不能完全吸收，那中国人像个什么样子！所谓邯郸学步，新步未成，又失其故步，中国的前途在哪里？只好匍匐而行了！所以，八、九十年前，有见识的人就老早明白地看出，中华民族将要遭受浩劫了，因为你丧失了智慧，你丧失了人性。到了现在，老天保佑，中华民族还没有灭亡，只是她是一具空壳，没有文化生命的内涵。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是不是还要这样糊里糊涂下去？所以，我们又回归到原来的讲法，中华民族要复兴必须先是中华文化的复兴，那样才是有根的发展。而中华文化在哪里，只恢复传统够不够？这就是我们当代儒家的课题，也就是儒家第三期发展的主要课题。

儒家并没有死亡，儒家也不会死亡，儒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只要是有人性的地方，只要是有良心的人，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儒家，不管他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他生长在什么时代，他从事哪一种行业，做哪一种学问，只要他为了人类的理性而奋斗，他为了良心而奋斗，他就是儒家。他的学问可以不广博，才华可以不很高，他只要为理性而奋斗，他就有了儒家的精神，他就是家！所以我们现在说儒家，应该是整个民族合起来，成为一个大儒家。因此，儒家并没有规定你要学什么专业，他只是说你要顺理性而行，要尽情开发生命的内涵，你不要对不起自己，不要以情绪来判断事物。总之，一个依理性而行的人，就是儒家。一个依理性而行的时代，就是儒家的时代，也就是积极光明的时代。

那么当下，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表现理性呢？我们学问上可能不广博，才华可能不高，但我们在心态上要开放。好比两条直线组成的角度很重要的，你的角度是15度，虽然也可以由于线条的延伸而包括的范围愈来愈大，但终究还是局限在15度的范围内。而如果你的角度是180度，甚至360度，那么范围就是无限大了。你能不能拥有整个世界的内容，不一定，但是你的心态开放的话，这个可能性就大，至少你的希望是无穷的。如果整个民族都有这样开放的心灵，那我们就能够互相欣赏，互相体谅，携手共进，这不是很简单易行的道理吗？那么现在，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内容来展现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心灵？

现在凡是有儒家志气的学者，以儒家的心态做学问的人，想为当代民族乃至世界文化负责任的人，这种人，我们称为“当代新儒家”。当代新儒家有哪些代表人物？根据条件的严格与否，有不同的人可罗列进去，我们在这里就不做罗列。不过以我自己的认知，我的老师牟宗三先生，他是当代新儒家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这是所有学者公认的。牟宗三对当代儒家的使命做了一个相当精简的展示，非常经典的提醒，可以做我们的参考，他提出当代新儒家志业的三个面向：

第一、“道统的继承”，也就是“传统智慧的继承”。如果人性是相通的，而人性的内涵是无穷的，则某一个民族一时间之内，原则上只能对人性的某一方面有所开发，而其所开发出者，必将被全人类所接受。那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理性是有相当广度和高度的开发的，我们不敢说中华民族已把人类的理性完全开发，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中华民族把人类理性的实践学问，开发到非常高明的地步，肯定人类的无限心，有一套可以成圣、成佛、成真人的实践工夫，一套实践的形而上学的建立，已经是对得起个人类整个世界了。所以我们对传统的继承是一个当代儒者、个要替民族负责的人所首先立定的志向。我们不是说你一定要达到先哲的高度，但你应该有这种志向，纵使你是学物理化学的，你要有这种意愿，即使你这辈子做不到，也要支持别人、赞赏别人做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这也是儒家的精神。所以儒家支持你去做科学家，但一个有儒者精神的科学家，不会认为只有科学才是学问，其他都不是学问，他可以不学其他学问，但他对其他学问必有尊重的态度。所以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心愿，我们就一起立下这个心愿吧。

第二、“学统的开出”，就是“对西方学术的消化和会通”刚才说过，人类理性的内涵是无穷的，我们或许开发了它的某个部分，但西方人也不是沉睡的，他两千多年来也有许多聪明才智之士，也对人类理性另外某些部分有相当的开发。譬如明显可见的是他们对人类的认知理性方面，有相当良好的开发成果，而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本然的，是天性。所以对认知理性的开发，也是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有的心愿，一个民族也应该有这个志气。我们中国古人五千年来虽然没有向这方面显精采，但是看到西方人的开发，我们也是人，我们本来有这种理性能力，我们现在也可以开发，尤其是学习的开发，更是非常容易的。西方哲学家兼科学家罗素在民国初年说：如果让中国人有三十年稳定的社会，给他一笔足够的经济资源，三十年之内中国的科学可以与西方并驾齐驱。可见依照西方人的经验，学科学并不是很困难的，只要三十年。可是，我们的近代文化史已经过了九十年了，三个三十年了，我们的科学还没有赶上西方。请问，是中国人不用功，还是愚笨，还是中国人并没有走对学习的道路？这不是我们应该痛彻反省的问题吗？中国人不用功吗？中国人非常用功。中国人不聪明吗？中国人很聪明，至少不比别人笨。而居然九十年来，还不能学成三十年就应该能学到的程度。因此，我判断，教育一定有问题，尤其是科学教育有问题，而科学教育的问题，原来是出在背后的文化思想就有问题，文化思想的问题，又根源于对于人性的认识出了问题。所以如果不从人性的本源深入思考，中国的科学就只好永远跟着西方后面走。因为西方人把握到科学的原理了，而他们的科学教育是真正的科学教育，而我们没有把握科学所以成就的原理，顺带的，科学教育也减低了功效。西方人是真正从人类理性中开发出认知的精神，以成就科学。而我们不是，我们还是一直从功利的角度着眼。所以，他们的科学教育注重思考，我们的科学教育注重技术。他们的科学提倡，在为人类思辨能力做证，而我们的科学提倡，在想“迎头赶上西方”，在“科学救国”。的确，我们热切想要赶上西方，我们有诚意要救国，但，须知，科学不是救国用的，科学是用来开发用来完成人类理性的！假如不从这个角度去调整心态，我们就永远在实用的阶层做科学的仿冒。所以我们对于学问对于教育应该有追根究底的反省。要有信心，科学不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而是中国人自己顺着人类的理性开发出的。学问自有它的统序，称为“学统”，我们应该注重从逻辑数学开始训练。数学应用在物质上叫物理，应用在化学上叫化学，这是我们人类的基本能力，我们不要那么恐惧和着急啊，我们可以自己开发出来的，而自己开发出来的和西方是一模一样的，这叫做“开出”。学统由自己的心灵开出，中国人的认知理性就开发了，中国人理性的开发就更完整了。所以“学统的开出”是新儒家的理想之一，也是我们整个民族任何一个读书人都要有的志愿，所以当代新儒家并不是那几个学者在做，而是中国所有有良心的人都应该有的心量。

新儒家第三个面向是“政统的完成”，亦即“民主建国理想的实现”。政治之清明，社会之安定，是人类干古以来共同的愿望。我们的道统里本有“内圣”、“外王”两头的实践。刚才“学统的开出”是以科学为核心，用这种认知理性又配合着对于人间的悲悯，我们应思考怎么安排社会的秩序，政治制度怎么达到理想的境界，即考虑“政统”的问题。这个“政统”不是哪个朝代传给哪个朝代，而是合理的政治统序为何，政治的智慧在哪里，我们怎么样把它实现出来，以安百姓，以治国平天下。以上，道统是说“继承”，学统是说“开出”，而政统是说“完成”。

近些年来，我们已经接触到了政治制度的大变化，已经从专制中走出来，但是还没有把人间安排得十分合理，政治还没有走上轨道。这方面不成熟，一个儒者何能心安？因为这是“治国平天下”的事，这是关系到天下苍生幸福的事，不管我们是不是学政治的，我们是不是对政治有兴趣，都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关怀的。而这种关怀应该用人类的理性、人类的良心、人类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来关注。而且不止是理想，还要落实下来，按照思考的系统，有一个合理的安排，时时看它的成果，时时加以修改，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与实践

所以当代新儒家是真正能继承儒家精神而在现代表现，而且当代新儒家心量更加开阔，至少比起宋明儒家来，当代新儒家并不排斥佛老，当然，也不可能排斥西方文化。认为这些都是人类智慧的表现，不仅不排斥，还要尽力吸取消化，发扬光大，这是何等的心胸！这样的人生，不值得我们敬佩和追求吗？像牟宗三先生，自己就做了表率，不仅对儒家有深入研究，写出《心体与性体》煌煌大著；他还对道家做了深入研究，写出《才性与玄理》这本书；他对佛家更有独到见解，以天台宗为标准，反省了中国佛教的各个系统，当然，也从此顺便深入到印度佛学的智慧，写出《佛性与般若》两巨册；这三套书就是儒、释、道三家义理在当代的理解和推进。牟先生用当代哲学语言来重新表彰中国传统儒、释、道的学问，就使中国的哲学能够稳立国际地位。对于这样的的心愿和成就，不仅作为他的学生要衷心推崇，就是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要给予很高的评价，甚至每个中国人都要立下志愿，这辈子有机会的话，也要读读这些书。

康德是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康德之前的哲学汇聚到康德这里，之后的哲学从康德开出来，西方人曾这样说：“通过康德不见得有好的哲学，但不通过康德必定是坏的哲学。”因为你连基础都没有、你连行情都不知道，怎么能有哲学的创建呢？仿效这句话，我也有个看法，这也不是我个人这样看，应该每个人都明白的——只要我们真正了解新儒家，了解牟宗三，完全可以这样说：“牟宗三以前的中国哲学汇聚到牟宗三，牟宗三以后的中国哲学从牟宗三开出来；所以通过牟宗三不一定有好的现代中国哲学，但不通过牟宗三一定是坏的或者说粗浅的中国哲学。”也许这句话有些人听来是逆耳的，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是用一种开放的心态来讨论学问，如果赞成，也不可以随便赞成，要亲自走一趟再来赞成，如果是反对的，也不可以只冷笑一声，认为哪有这种人。刚才不是说了吗，人类的心灵确实有他的高度，生命确实有他的境界，怎么可以冷笑一声就置之不理了呢？所以如果不赞成的人，我首先会敬佩他，因为他是实事求是的人，他有怀疑的精神。但是这个怀疑一定要解决，要不然他的生命就处在蒙昧当中，所谓大惑终身不解，而这个解决一定要透过自己真实的见证，也就是反对我的说法的人，请你也要好好读牟宗三，也许你读的时候就有了心得，之后也赞成了这种讲法。

再说，姑不管牟宗三是不是真有这么高的地位，至少我认为刚才讲的牟宗三所立下新儒家的三个心愿，中国文化的三个面向，是我们当代中华民族所必须慎重面对的问题，而且要尽快走上正途，要不然中华民族真要成为没有方向感的民族了。

这三大志业，我再说一遍，第一、道统的继承；第二、学统的开出；第三、政统的完成。先秦的儒家就有“内圣外王”的全幅理想了，如果把第一志业视为“内圣”之学，则第二志业是内圣之扩充；而第三志业，则纯属“外王”之学。但牟先生认为现在的外王，应为“新外王”，新外王不能只由古人所说的“内圣”直接推出，要加入思辨理性的运作。所以，第二大志业是一个重要关键，这应当是此一时代的任务，也是新儒家之所以为新的特性所在。完善这三大理想，才对得起我们的民族，对得起我们的时代。其实这样的志业，也就是中西文化的会通和融合。这样的会通和融合，本来是世界性的工作，但是这种工作比较难以寄望于西方人。因为一来，近三百年是西方文化当令，对于学习中国文化，他们较无迫切感；二来，由于学问的特性之不同，中国人要了解西方是比较容易的，西方人要了解中国，是比较不容易的。所以贯通中西、融会古今，是中国人的责任，是新儒家的终身奋斗之所在。我愿意以这三个志业，来和各位共勉，各随机缘，做多做少，皆可珍惜。

我自己之作为当代知识分子，当然是不成材了，但是，我在这个不成材的品质中，也想尽些心力，以贡献于国家民族历史文化。所以我近几年来在社会上，在海峡两岸，乃至于在全世界华人社会，就我的所能推展读经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活动。所谓“读经教育”，最主要的是“儿童读经教育”，就是让儿童及早接受经典的教育。“儿童”就是教育的时机，“经”就是教育中使用的教材，而“熟读”就是教育的方法。现在儿童所读的“经”，比我们刚才说只以儒家的书为“经”的这个意义扩大一些，凡是人类有高度智慧呈现的书籍，都以“经”看待。儒家的基本典籍以及诸子百家的精华和史学文学的名作，乃至于佛学的经论选要，都是我们读经的范围。而且我们不仅要儿童熟读自己传统的经典，为了尊重人类全体智慧，走向世界，我们要求儿童“外文读经”，熟读外文经典著作——如英文，就以英文读莎比亚和《圣经》等教材。整个教育的设计是非常奇特的，只是多读多背，不必让他了解；甚至也不一定能读的时候才读，而是从胎儿开始，就可以多听多接受，到最后能烂熟而背诵。只要能够背诵下来，就成为一生学问的基础，有了这些经典做基础，它会源源不断供给生命热力和活力。假如从小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越长大感觉学问越艰难，小时候经过这样一种酝酿，长大后就越发用越广大。只有十三岁之前才是语文学习的关键期，而高度语文学习之要领，是将最深刻的文章趁早囫囵吞枣地留在心中日渐酝酿。有人认为这是违反教育原理的，但我现在要说，这只是违反现代中国五四以来的所谓教育原理。而五四以来中国人所知道的教育原理是不是教育的本质呢？这是我们要反过头来思考的。难道教育就只能是五四以后所知道的这些原理吗？假如不仅仅是，那么你就不能立刻说读经教育违反教育原理；你应该去了解了解、去观察观察、去实验实验。

各位，五四以来推广所谓白话文教育，把中国人害惨了。白话文是不需要学的，我们现在居然在学校里，用学校这样富丽的设备，用老师这样尊贵的地位，用学生这样宝贵的时间，在学校里学了几乎十几年的白话文。学了这十几年白话文，请问我们国人白话文又到了什么程度？而古文又到了什么程度？胡适之没有学过白话文，鲁迅、老舍从小不读白话文，钱钟书、沈从文根本没有上过小学读过小猫小狗，但是他们都是白话文大师，这是为什么呢？而且他们不仅能作白话文，他们更能读经史子集，如果不是因为时代的限制，他们还能成为中国文化的标竿人物，为什么？很简单，他们从小背诵了许多有用之书，成为一辈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当他们还不懂事的时候，私塾老师就在他们生命中埋藏了一个宝藏，将来想要取多少，都可以拿出来。而我们今天埋藏的都是一堆稻草垃圾，一辈子没有用的东西。结果你的白话文又在哪里？文化教养又在哪里？而且，现代人的人品在哪里？现代化的知识又在哪里？

所以白话文不需要学，会读经史子集，白话文读得更好，会讲话会写字，就会写白话文。而要学会读经史子集是很简单的，只要我们不固执科学的教育观念，认为懂才能教，语文教育的禁锢就解放了。因为语文是不懂也可以学的，学久了就会懂。有人认为教育应该“学以致用”，而把“学以致用”解释为“现学现卖”，所以依照学校的阶段性，幼儿园只教幼儿的学间、小学只教小学的东西，初中就应付中考、高中就应付高考……像这样的学习，说是“学以致用”，其实是不合乎人性的。“幼而学，壮而行”，先前为将来储备，才是“学以致用”的真义。

各位！教育是人才的基础，如果我们连自己祖先的四书五经都不能读，光一点道统的继承就出问题，怎能出现国际性人才？当年吴稚辉说：“我们要把经典丢到茅坑里去，三十年之后再捞起来。”好了，他们是把经典丢到茅坑里去了，吴稚辉讲这话的时候还是民国初年，现在已经经过三个三十年了，你把经典捞起来了吗？所以，民国初年五四时代那些人都是妄人、虚妄的人，他们的主张是虚妄的主张，而这种主张居然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我为此痛心！我为之不平！在此中华民族转折的时候，我们的语文教育，尤其是文化教育，应该怎么做，不是应当反省反省吗？所以我提出一个教育模式，一个新的模式——读经教育。你可能说它类似古人的私塾教育，但我不是因为古人这样做而这样做；你说它违反西方，我也并不是因为要反对西方而这样做。而是作为一个人就应该这样学，老师就应该这样教，所以我们就这样来提倡，叫“儿童读经教育”。这种教育已经流传到两岸以及全世界了，全台湾超过一百五十万儿童，大陆超过两千万儿童，正在接受读经的教育了，相信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假如各位还不了解，我希望你有机会一定要了解；假如现在家里有孩子的，你要赶快实施；假如是年轻人，你要立志，以后结婚了，要从胎教的时候实施。这样我们的教育才顺理成章，我们的民族才有前途。

如果已经是大人了，可以自由参加我们所发起的“论语一百”读经活动：每个人自己立志在最短的时间内，譬如六个月之内，把《论语》从头到尾读一百遍。想要增强自己的中文程度，想要得到修身养性的启发，想要探求中华文化的精髓，都应该从《论语》读起。而读经的方法，就这么简单，拿起书来，就读，所谓“辞熟而后义透”，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从头读到尾，一遍再一遍，“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到得一百遍，自有不同的境界。

大家多读几句经典吧！不要被五四的人笑我们被他骗了，笑我们已经被他牵着鼻子，走了八十八年，还不知觉醒。

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我的演讲及所有活动资料，都可以在北京季谦教育咨询中心官网“爱读经”（iduging）上找到，至于读经教育的心得分享与问题讨论可以到“全球读经教育基金会交流网”上查找，只要在搜索引擎打四个字“全球读经”就可以搜索到；那里已经有上千页资料，讨论得非常深刻，广泛的问题都被提出、都被解决。除此以外，还有许多热心家长与学堂堂主创建的相关网站也在推广在讨论，各位可以自己去接触、去研究，如果有意见也欢迎在网站留言，我们可以讨论。

祝福我们的国家，祝福我们的民族！祝福各位！

谢谢各位！

本站编辑：澤之

（视频号：@泽之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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