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亭林（西元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年），名炎武，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崑山人。明亡，抗清失败，乃北游，往来鲁燕晋陜豫各省，遍历塞外，垦田于雁门之北。后又往返河北诸边塞，直到六十七岁，才定居陕之华阴。他以为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势。据此可知亭林苦心坚志之卓绝。
他有言曰：“亡国，士大夫之耻；亡天下，则匹夫匹妇之耻也。”亡天下者，亡文化也，故无人可逃其责。其学之大要，尽于二语：一曰行己有耻，二曰博学于文。此二语乃儒家通义，但必须践而行之，方为通儒。
清廷开国史馆，数度招请，亭林移书却之，曰：
先妣未嫁过门，奉姑养嗣，为吴中第一奇节。蒙朝廷（指明朝）旌表。国亡绝粒。以女子而蹈首阳（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之烈。临终遗命，有无仕异代之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再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亭林冒死不出仕，又冒死六谒明孝陵。其心耿耿者，岂为朱明一家一姓耶？既痛愤华夏之统断丧，亦深恨士大夫之忘本无耻耳。
亭林虽不谈心性之学，然其行己有耻之精神人格，足为世范。唯亭林深斥讲学，则实乃偏见，不足信取。
亭林之著述，一曰《音学五书》，一曰《日知录》。尝自言之曰①：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心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为《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
“音书”属于经学。《日知录》则乃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至于叹礼教之衰迟，风俗之颓败，则古称先，规切时弊，尤深切著明。总之，其书乃经世致用之书，故曰“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另外，又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列述各地山川险要、交通、物产、民情、风俗、人口多寡等等，属于国防地理之性质，足为佐治天下之资藉。
唯亭林主张恢复封建、实行井田，以增加抗御外患之凭借，此则迂阔之论。国家之治乱兴衰，其故非止一端。而中国传统政治有一本质的缺憾，是即“有治道而无政道”（牟宗三先生语。下文第四章第二节将有论述）。因此“改朝换代，治乱相循；君位继承，骨肉相残；宰相地位，受制于君”，成为历史上不断轮转的恶性循环。何以如此？因为政权移转从来没有客观的法制，没有和平移转的轨道。即使顾黄王诸大儒怀着亡国亡天下之痛，对传统政治作深切的反省，但所举各点如恢复宰相、太学议政以及封建井田等，也仍是属于“治道”的层次，而未言及政权移转之轨道（政道）问题。如此，那作为政治罪恶之源的皇帝仍可专制如故、独裁如故。明乎此，可知西方先发展而成的民主政治体制，正是中国“求之不可得”的政治之新轨辙。完成民主建国，再加上科学技术，中国之全面现代化，乃可达于成功。②
① 见《顾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
② 蔡仁厚《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台北：学生书局）有“中国文化开合发展的方向”一文，对中国文化之演进及其发展之路向，有综括之论述，可供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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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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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