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届毕业同学，都是在我们学校未与雅礼协会[1]合作以前到学校的。再下一届的毕业同学，便不是了。我们学校之与雅礼协会合作，当然是本校校史上之一最重要的阶段。没有雅礼协会的合作，使我们学校，能有新的校舍，得增加许多好的先生与同学，我们的学校不会有今天的进步，亦不会使社会上都逐渐知道我们的学校。对于雅礼协会的合作，我们当然是应该感谢的。但是我却总是不能忘怀在与雅礼协会合作以前的我们之学校之一段历史，而对那时到学校的同学，另有一种感情。而到你们这一届的同学毕业后，则原来的同学都完全离校了。这使我觉得有些话，不能不借此机会说一说。
我之所以怀念我们学校在未与雅礼协会合作以前的一段历史，不是说那时的新亚之精神比现在好，亦不是说那时的先生与同学们更能艰苦奋斗，更像一家庭等。我所想的，只是那时我们之学校什么凭借都莫有。如校歌中所谓“手空空，无一物”。我个人那时的心境，亦总常想到我们在香港办学，是莫有根的。我们只是流浪在此。我们常讲的中国文化精神、人生理想、教育理想，亦只如是虚悬在口中纸上，而随风飘荡的。但是正因为我常有此流浪的无根之感，所以我个人之心境，在当时反是更能向上的。正因我常觉一切精神理想都是虚悬在口中纸上，而随风飘荡，所以更想在内心去执定它。我由我自己的体验，常想到许多同学，你们在香港更是一切都无凭借，应更有一向上的精神理想，亦当更能执定它。我不知道毕竟你们这些同学，是否真能体验到一些什么。但是以后我们之学校，却断然是同学一天一天更少或根本莫有了。而我们之学校，有了校舍，逐渐为世所知，在香港立住脚。
但是我又不能说我们学校不当有校舍，不当逐渐为世所知，不当求在香港社会立住脚跟。一切存在的东西都要维持他自己的存在，并发展他自己的存在。如自己力量不足时，即希望其他存在的东西来帮助维持他自己的存在。学校之望有校舍，亦如个人之望有家宅。学校之望逐渐为人所知，在所在社会立住脚跟，亦如个人之在世之希望有所表现于社会而为人所知，而成就其事业。流浪飘荡的生活，总要求有一安定休息之处。人只在内心有一向上的精神理想还不够，人必须在现实世界有一开步走的立脚点，并逐步实现其理想，此立脚点不能永是流浪飘荡的。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一切个人的人生与人生之共同的事业，同有一内在的根本矛盾或危机。人必须在现实上之凭借愈少而感飘荡无根时，然后精神上之理想才愈能向上提起。但提起的理想又还须落在现实上生根。然而我们只注目在理想之在现实上生根时，理想之自身即可暂不向上生发，而现实的泥土，亦即同时可窒息理想之种子的生机。这是一切个人的人生与人生之共同的事业，同有一内在的根本矛盾与危机。这点意思，我希望大家能有一真切的会悟，然后再看我们有无解决此矛盾与危机之道路。关于此一点，我想关联到各位同学毕业后之切身的出路问题，从浅近处一说，然后再回头来说我们的学校。
二
我们学校之毕业同学，以前几届都很少。从此届起，则毕业同学越来越多了。究竟毕业以后，同学到哪里去呢？这些问题，不仅同学们自己关心，学校的师长们，亦一样关心。以学校的师长之本心来说，真正的师长之望其毕业同学之各得其所，前程远大，实际上与父兄之望其子弟之各得其所，前程远大，并无分别。但是在毕业同学少时，学校之师长或能看见其毕业同学，都一一分别就业。而在学校大了，毕业同学多了以后，则一批一批的同学之毕业，从学校方面看来，即如同送一批一批的子弟，到前途茫茫的世界，亦不知他们将归宿何所。而毕业同学一离校以后，命运各人不同，或升或沉，或顺或逆，五年十年之后，或相视如路人矣。从此处想，实有无尽之悲哀。但人生无不散之筵席，任何好的师长，至多只能尽他的教导之责。但是对于尽责后之结果，则全不知下文如何。而此悲哀，亦成古今中外从事教育者无法自拔的命运。而此时我所能说的话，最重要一点，即是诸同学离校后要了解一个真理：即人生所遭遇的命运，其价值要由自己去赋予。同学毕业之后所遭遇之命运或处境，可以千万不同。但大别言之，总是非顺即逆，不是比较得意，便是比较失意，不一定学问好、德性好的就会遇顺境而比较得意。人之处境之顺逆，有一半是偶然的。但同时我亦要郑重说明，实际上一切顺逆之境，都同样可是对我们好，亦同样可是对我们坏的。此好坏之价值，全由我们自己作主宰去赋予。我们通常说逆境是坏，但所谓逆境者非他，即人在现实上少一些凭借与依傍而已。但是我们可以说人之精神理想之提起，正是由于人在现实上之莫有什么凭借与依傍而来。所谓顺境者非他，即人所想望者，或理想中者之比较能在现实上生根或实现而已。但是上文所述之现实之泥土，即可窒息理想之种子的生机。在此处我们须认定，在大多数的情形之下，世俗上的幸运，都是使人精神理想向外下坠的，而世俗上的不幸，都是鞭策人之精神理想向内上升的。这个道理，古今之圣哲有无数的话，足资证明。但是现代人大都忘了。我想即以此话勉励毕业后处比较逆境的同学。
我这个话的意思，当然不是要同学们不去求职业，不去求比较顺适的环境，进而谋求学问事业之成就。但是我再要说明，如果同学们将来能得一比较顺适的环境的话，同时千万不要忘了一切顺适的环境，都同时是宴安鸩毒。此所谓“顺适”“宴安”，是最广义的说，同时是比较的说。譬如说毕业同学有的希望留在学校，有的想留学，而亦竟然留在学校了、留学了，在此处同学们如果觉到好像有一依傍有一凭借，这亦是一细微的宴安，亦是一鸩毒。依同理，如果我们觉到学校有了校舍，有了外面的援助、社会的称赞，此学校如可以有所依傍凭借而永远存在，此中亦有一细微的宴安，此念亦是鸩毒。我常想人生有一件事，是要永远要自己去勉励自己的。即人在获得了什么时，要觉自己并无所得。人在觉自己是什么时，要觉自己并无所是。所以毕业同学们如果能留校留学，仍要想自己并不觉留校是学校可依傍，并不觉留学可增加我之立身处世的凭借。我们学校尽管有了校舍与外面之援助、社会的称赞，但我们亦须常想到社会的称赞随时可改为毁谤，外面之援助随时可断绝，火亦可把我们的校舍烧掉。一切人所得所有的东西，原都是可失可无的。一切人今天是如此，明天都可不是的。这些话不是只当作抽象的道理来理解，亦不是只当作一可能的想象来理解，这要真正设身处地来理解。人真正要做到要忘掉他自己之所得与所有，当然不容易完全做到。我自己亦不能做到。臂如许多同学要问我此次由日本到美国有什么感想。我的感想之一便是我未能忘掉我之所是。如我是一哲学教授。在接触人的时候，实际上别人亦如此看我，更使我不易忘掉我之所是。但是我一人在旅馆中或街上走时，因人地生疏，我都常想到我此时在他人前，不过一中国人。在此我亦即忘掉我所是之哲学教授，成了一纯粹之中国人。而他人亦许不能分辨我是中国人或日本人，则我成了一纯粹的人。此处我即有一解脱感。但是此解脱感，实并不需要由他人之如何看我反照过来；我知道我本来可以不是哲学教授，而只是一纯粹的人。但是这种只是一纯粹的人，此外什么都不是，什么都觉无所有之解脱感，我亦不能常有。然而我虽不能常有，我却深信一个人要真成一个人，必须从忘掉自己之所是所有，而空无依傍上下功夫。而此亦是一切真正的智慧、真正的理想与真正的感情所自生之根源。这个道理似乎陈义太高，亦许诸位同学还不能适切地了解，但是我不能不以此期勉同学们。
三
由此再说到我们学校与雅礼协会等之援助的关系。据我所知，此间雅礼协会开会的结果，是要想募款，预备学校第二期校舍的建筑。这我们自然应当感谢他们的盛意。而大家听了，亦必然很高兴。但是我要说，大家如只是高兴，此中就又有一依傍凭借他人的心理，这个心理并不是伟大的。而社会上的中国人因新亚有国际朋友的帮助而另眼相看，这个心理亦并不是伟大的。当然新亚书院需要人帮助。只要出自纯粹教育的动机而来的帮助，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新亚书院都是希望的。但是我们之此希望之背后，却不能莫有一种复杂的感情。即我们需要想，何以我们不能凭自力来办此一学校？何以香港的中国人不能以经济力量支持此学校？这原因一直追上去，我们是不能莫有愧耻之感的，亦不能莫有哀痛之感的。而社会上的中国人必须待一学校在有国际朋友的帮助，才另眼相看，此亦犹如一些中国学生必须留学，一些中国学者必须经外国人品题敦请，然后才为国人所重。同样是一种可悲可叹的心理。这些心理，原因复杂，我不忍心说这全是中国人自卑自贱。然而至少其中有可悲可叹处。此处我们要去真切地想，为什么一个国家不能自己树立自己的学术文化标准与教育标准？又新亚书院与雅礼的合作，在雅礼方面的经费，本来是为办教会学校用的，现在用来支持一非教会的学校。在雅礼方面，对其原初的理想是有所牺牲。然而此牺牲中却更表现一真正无条件的帮助人之耶稣精神。现在我们自问，用什么东西去还报雅礼协会方面的同仁们所费的心血精力和金钱呢？当然，新亚书院亦使雅礼协会同仁们获得一帮助中国人的机会。但是我们不能只以此来自慰，我们还须另有还报。我在此曾经这样想，我想终有一天，中国亦会富强，这时亦会有新亚书院的毕业同学，用他们的心血精力与金钱，在美国帮助美国的基督教徒办基督教的学校。但是我这样想了，我们能对外国朋友说么？我能有资格说么？为什么使我莫有资格说？此中仍有可悲可叹处。而我今对你们说，你们最初抑或将不免一笑。但是如果你们笑了，你们就有罪了。实际上照我的想法，如果我们不能发一愿心，使中国不仅能自立，而且能帮助世界，我们就不当接受国际朋友的帮助。新亚书院还是搬回桂林街的好。但是诸位同学们能发此愿心吗？
我离香港数月，已经历半个地球。但是，从见闻方面说，实在莫有什么多少增加。耳目所能及的，由书籍同样能及。如果说此数月来真的得益，主要还是在自己的感情方面。我总觉到人类的人性是同一的，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如日本人、欧美人，都有许多可敬可爱之处，值得我衷心佩服。在此处是莫有国家民族的界限的。但是在未达天下一家以前，一个人只有求真实地生活存在于其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文化之过去现在与未来之中，才真能安身立命。我尽可以佩服其他国的人，但是我却从未有任何羡慕之情。我尽可承认他国的学术文化的价值，但我从未想任何国的文化可以照样地移运到中国，亦从未想中国的学术的前途可以依傍他人。我随处所印证的，都是一个真理。即我们要创造我们自己的学术前途与文化前途，我们无现成可享，亦不要想分享他人的现成。人在天地间所贵在自立，个人如此，国家民族亦然。能自立的人，亦需要人帮助，亦可以向人借贷。在物质上、精神上我们同可借贷于人。但是我们必须在借贷时即决心要还。
新亚书院受国际朋友的帮助是借贷，中国人之学习外国的学术文化亦是借贷。在此如果我们不能使中国富强，不能在中国学术文化之前途上有新的创造，以贡献于世界，而亦有所帮助于人，则我们将永负一债务。我并时常想到，人生在根本上亦就不外是在求还人对其精神理想所负之债。人之精神理想愈高，则责任感愈重，而债务感亦愈深。人对照其精神理想来看自己之现实存在，不仅自己一切所有所是，都算不得什么，同于无所有无所是，而且此自己之现实存在中，归根到底，只有负面的债务，如永远还不完。我想人抑或须常如此想，然后人才能真正自强不息，然后任何现实的泥土，都不能窒息其精神理想的种子之生机。这些话的陈义，似乎又更高了。
你们诸位同学就要毕业了，但是我不特莫有什么话祝贺你们，亦莫有什么话安慰你们，我反而要说这许多话，来增加你们之沉重之感。但这亦是以后我再少有机会向你们说话的缘故。
《新亚书院校刊》第八期、《人生》一六二期
一九五七年六月廿八日
[1]雅礼协会：美国大学中最早也是唯一一个专门推动学校同中国联合合作的机构。1901年，一批耶鲁大学学生在校方支持下成立了雅礼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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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唐君毅，转载自：《青年与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