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注疏之 述而第七 第14章|总第161章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

○为字解做助字。

○卫君名辄，是灵公之孙，世子蒯聩之子。

○诺是应答之词。

○昔卫灵公时，世子蒯聩得罪出奔，灵公薨，国人建立之子辄。及晋人送蒯聩归国，辄拒之不受，当时卫国之人都说道“顺得罪于父，于义当绝。辄以嫡孙嗣立，于礼为宜。未有明言拒父争国之非者。那时孔子在卫，冉有疑孔子亦以为宜，乃私问子贡说:“卫君之立，国人固皆助之矣，不知夫子亦以为当然而助之否乎？”子贡即诺而应之说:“吾将入见夫子而问之。”

○盖未能深谅孔子之心，而不敢遽答冉有之问也。

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之二子，长子叫做伯夷，第三子叫做叔齐，孤竹君曾有遗命，要立叔齐为君。及卒，叔齐又逊伯夷而不肯立。伯夷说父命不可违，叔齐说伦序不可乱，两人互相推让，都逃去了。这是兄弟逊国的事，正与卫君父子争国的相反。

○子贡不敢直斥卫君，乃入而问孔子说:“伯夷、叔齐是何等人也？”子贡之问是要看孔子之取舍何如。若以争国为是，则必以让国为非。若以让国为当然，则必以争国为不可矣。孔子答说:“二子逊国而逃，制行高洁，是乃古之贤人也。”子贡又间说“二子固是贤人，不知让国之后，其心亦有所怨悔否乎？”子贡之意，盖以让国之事人所难能，若贤如二子者，尤出于一时之矫激，而来免于他日之怨悔，则不可概责之他人，而卫君犹或可恕也。孔子答说:“凡人有所求而不得则怨，今伯夷以父命为尊，叔齐以天伦为重。只要合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所以求尽乎人也。今既不违父命，不悖天伦，是求仁而得仁矣。求之而得，则其心已遂，又何怨悔之有乎？”夫孔子之于夷、齐，既许其贤而又谅其心如此，则让国之事乃孔子之所深取也。以让国为是，则必以争国为非，而其不为卫君之意不问可知矣！故子贡出而谓冉有说:“夫子不助卫君也。”

○盖惟孔子为能谅夷、齐之心，惟子贡为能谅孔子之心。一问答之间，而父子兄弟之伦，昭然于天下矣。为国者可不以正名为先乎？

编自：张居正《四书直解》

○为卫君乎：为，赞助义。卫君，卫出公。灵公逐其太子蒯聩，灵公卒，卫人立蒯聩之子辄，是为出公。晋人纳蒯聩，卫人拒之。时孔子居卫，其弟子不知孔子亦赞助卫君之以子拒父否?

○伯夷、叔齐：已见前。其父孤竹君将死，遗命立叔齐，叔齐让其兄伯夷，伯夷尊父命逃去，叔齐亦不立而逃之。子贡不欲直问卫君事，故借问伯夷叔齐是何等人。

○怨乎：孔子称许伯夷叔齐为古之贤人，子贡又问得为国君而不为，其心亦有怨否?

○求仁而得仁：此“仁”字亦可作心安解。父命叔齐立为君，若伯夷违父命而立，在伯夷将心感不安，此伯夷之能孝。但伯夷是兄，叔齐是弟，兄逃而己立，叔齐亦心感不安，遂与其兄偕逃，此叔齐之能弟。孝弟之心，即仁心。孝弟之道，即仁道。夷齐在当时，逃国而去，只求心安，故曰求仁而得仁，何怨也。

○夫子不为也：夫子既许伯夷叔齐，可知其不赞成卫君之以子拒父。

【白话试译】

○冉有说：“我们先生是否赞助卫君呢?”子贡说：“对!吾将去试问。”子贡入到孔子之堂，问道：“伯夷叔齐可算何等人?”先生说：“是古代的贤人呀!”子贡说：“他们心下有怨恨吗?”先生说：“他们只要求得心安，心已安了，又有什么怨恨呀?”子贡走出，告诉他同学们说：“我们先生不会赞助卫君的。”

编自：钱穆《论语新解》

【注释】

○为：音wèi，帮助或赞成的意思。

○卫君：指卫出公辄（zhé）。辄是卫灵公之孙，太子蒯聩(kuǎi kuì)之子。蒯聩得罪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逃往晋国，灵公死后，国人立辄为君，晋国大夫赵鞅率军送回蒯聩，藉以侵略卫国，卫国抵御晋兵，自然也拒绝了蒯聩回国。从蒯聩和辄是父子的关系来看，似乎是两父子在争夺君位。当时孔子在卫国很受出公辄的礼遇，所以冉有怀疑孔子会赞助出公辄，以此事询问子贡。

○诺：好吧！

○伯夷叔齐：古代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相互逊让君位，很受孔子推崇。

○怨：怨恨、后悔。

【疏解】

○前章曾说孔子是希望能在政治上行其道的，因此当然也会去寻求或把握政治上的机会的。孔子自己就曾说过：“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6）当子贡含蓄地问他要不要出仕的时候，孔子也曾直接的回答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罕13）

○那么，现在有一个机会了，孔子要不要把握住它呢？冉有与子贡都有这个疑惑和探问的兴趣，这特别是由于他们是孔门中政事科和言语科（用现代观念来说就是政治系和外交系）的人物。

○不过子贡的探问是非常技巧和含蓄的，他并不直接就题发问，而借着问询孔子对伯夷叔齐的看法来推知孔子的态度。为什么可以藉此推知呢？原来这选择的关键，无非是在义利之辨，也就是说：“到底是要为维护理想的纯净而放弃现实的一次机会呢？还是为珍惜一次现实的机会而委屈正义？”当然，就孔门义理来说，明显地是当选择前者的，因为委屈了仁义的的机会，便已不是一个行道的机会，而只是一个空洞无意义的机会。但若选择前者也会有一个难点，那就是心中的遗憾感如何抚平的问题。许多人不是不明白是非，实在是由于抵不过感情上的遗憾与不甘，才冒险走那其实不对的路，而妄图侥幸的。冉有与子贡心中，恐怕便未尝没有些许这种图侥幸之心，所以才起意去探问孔子的意向的。所以要问，则因他们在理智上毕竟知此非义，不敢自信，才需要孔子的支持，希望孔子说这是对的，他们才好放心去干。

○孔子当然很明白此中义利的分际，也明白冉有与子贡心中的症结，在对现实的条件不能放平而不免有妄求之意。因此他明快的印证了伯夷叔齐的仁者心怀，而给冉有子贡一个最恳切的提撕。

○伯夷叔齐的胸怀就是“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这也是一种一体两面说。“求仁而得仁”者，表明人的无限性（德性）的追求是独立自足，不假外求的。“不怨”则是表明他已对德性以外的客观限制彻底放平，知它原在人力之外，且与人的价值无关。遂因而对现实的一切遭遇，都可以无怨。

由孔子印证伯夷叔齐之自足于德性而无怨于现实，遂可以推知孔子对放弃了卫君这次机会，也是自安自足而毫无遗憾不甘的。既无不甘，便绝不可能去行非义之事以图侥幸了。子贡原深知此义，他之问也只是存万一之想，所以经孔子一点，便十分明白此路之不通。我想他两人心中若原存有些许侥幸之念，也当可为此扫清了罢！

○在宪问篇第三十五章，孔子也曾恳切表达此安命不怨之意，而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这表示孔子以确乎自证其无限（知我者其天乎），也彻底化除了对客观条件的妄求而安命了。

注：以上选自《论语义理疏解》（台湾鹅湖出版社印行）之主题二【存在的命限】（曾昭旭）第五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