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以主讲马先生之约，承乏特设讲坐，得与诸生相聚于一堂，不胜欣幸。今开讲伊始，吾与诸生不能无一言。唯所欲言者，决非高远新奇之论，更不忍为空泛顺俗之词，只求切近于诸生日用工夫而已。朱子《伊川像赞》曰：“布帛之言，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知其贵？”愿诸生勿忽视切近而不加察也。
书院名称虽仍往昔，然今之为此，既不隶属现行学制系统之内，亦决不沿袭前世遗规。论其性质，自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团体，易言之，即扼重在哲学思想与文史等方面之研究。吾国年来谈教育者，多注重科学与技术而轻视文哲，此实未免偏见。就学术与知识言，科学无论发展至若何程度，要是分观宇宙，而得到许多部分的知识。至于推显至隐，穷万物之本，澈万化之原，综贯散殊，而冥极大全者，则非科学所能及。世有尊科学万能而意哲学可废者，此亦肤浅之见耳。哲学毕竟是一切学问之归墟，评判一切知识而复为一切知识之总汇。佛家所谓一切智智，吾可借其语以称哲学。若无哲学，则知不冥其极，理不究其至，学不由其统，奚其可哉？故就学术言，不容轻视哲学，此事甚明。
次就吾人生活言，哲学者所以研穷宇宙人生根本问题，能启发吾人高深的理想。须知高深的理想即是道德。从澈悟方面言之，则曰理想；从其冥契真理、在现实生活中而无所沦溺言之，则曰道德。阳明所谓“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亦此意也。吾人必真有哲学的陶养，注意一“真”字。有高远深微的理想，会万有而识其原，穷万变而得其则，极天下之至繁至杂而不惮于求通也，极天下之至幽至玄而不厌于研几也，极天下之至常至变而不倦于审量也。智深以沉，思睿日圣。不囿于肤浅，学之蔽，真理之不明，皆由人自安于肤浅故也。肤浅者不能穷大，不能通微，其智力既浮薄，即生活力不充实。智短者，于真是真非缺乏判断。生活力贫乏者，必徇欲而无以自持，则一切之恶自此生矣。故人之恶出于肤浅，易言之，即出于无真知。不堕于卑近，沉溺于现实生活中，从欲殉物而人理绝，卑近者如是。以知养恬，恬者，胸情澹泊，无物为累，此必有真知而后足以涵养此恬澹之德也。无知者，则盲以逐物，而胸次无旷远之致，是物化也。此与《庄子》“以恬养知”义别。其神凝而不乱，恬故精神凝聚而不散乱也。故其生活力日益充实而不自知，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者是也。哲学不是空想的学问，不是徒逞理论的学问，而是生活的学问，其为切要而不容轻视，何待论耶？
又次就社会政治言，哲学者，非不切人事之学也。孔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孰有哲学而远于人事可谓之学哉？人者不能离社会而存，不能离政治而生。从来哲学家无不于社会政治有其卓越的眼光、深远的理想。每一时代的大哲学家，其精神与思想恒足以感发其同时与异世之群众，使之变动光明，此在中外史实皆可征也。或谓自科学脱离哲学以后，关于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发见，亦是科学家所有事，何必归之哲学。此说似是而实非。哲学、科学本息息相关，而要自各有其领域，如形而上学，则科学所不及过问是也。即在所研究之对象无所不同者，易言之，即无领域之异者，如对于社会政治诸问题，而哲学与科学于此，仍自各有其面目。夫综事察变固科学所擅长也，哲学则不唯有综事察变之长，而常富于改造的理想。故科学的理论恒是根据测验的，哲学的理论往往出于其一种特别的眼光。哲学与科学相需为用，不当于二者间有入主出奴之见，更属显然。
上来略说三义，可见哲学思想不容忽视。至于文学与历史诸学，在今日各大学属诸文科之范围，而为究心文化者所必探讨。今兹书院之设，本为研究哲学与文史诸学之机关，但研究的旨趣自当以本国学术思想为基本，而尤贵吸收西洋学术思想，以为自己改造与发挥之资。主讲草定书院简章，以六艺为宗主，其于印度及西洋诸学亦任学者自由参究。大通而不虞其睽，至约而必资于博，辨异而必归诸同，知类而必由其统，道之所以行，学之所以成，德之所由立也。诸生来学于此，可不勉乎？综前所说，则书院为何种研究机关，既已言之甚明，来学者当知所负之使命也。至书院地位，则相当于各大学研究院，而其不隶属于现行学制系统之内者，此有二意：一欲保存过去民间自由研学之风。二则鉴于现行学校制度之弊，如师生关系之不良，与学生身心陶养之缺乏，及分系与设立课目并所用教材之庞杂，其弊多端，难以详举。至于教育宗旨之不一，学风之未能养成，思想界之不能造成中心思想，尤为吾国现时严重问题。颇欲依古准今，而为一种新制度之试验。书院虽袭用旧称，而其组织与规制实非有所泥守于古。书院地位虽准各大学研究院，而亦不必采用时制。总之，书院开创伊始，在主讲与吾等意思，亦有欲专凭理想以制定一切规章，唯欲随时酌度事宜，以为之制。如佛家制戒，初非任一已一时理想以创立戒条强人就范也，唯因群弟子聚处而随其事实，因机立戒，久之乃成为有统系的条文。故其戒条颇适群机，行之可久也。书院创制立法，亦当如是。今后教者通指主讲与诸教职员。学者肄业生及参学人。俱各留心于学业及事务各方面之得失利弊等等情形，随时建议，毋或疏虞，庶几吾人理想之新制度将有善美可期矣！外间于书院肇创之际，多不明了，或疑此制终不可行，主讲与吾等时存兢业，亦望诸生厚自爱，期有所树立。岂惟书院新制得以完成，不负创议与筹备诸公之盛心，而发扬学术，作育人才，保固吾国家民族以化被全人类者，皆于是乎造端矣。诸生勉旃。
昔人有言，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古者“文”字、“艺”字，并谓一切学术，如六籍乃备明天道、治法、物理之书，而号曰六艺，又曰六艺之文是也。汉以后始以词章名文艺，其意义始狭，非古也。今谓宜从古义。今学校教育，但令学子讲习一切学术，易言之，即唯重知识技能而已。知识技能一词以下省称知能。至于知能所从出与知能所以善其用者，则存乎其人之器识。器识不具，则虽命之求知能，其知能终不得尽量发展。必有其器与识，而后知能日进，如本固而枝叶茂也。抑必器识甚优，始能善用其知能，不至以知能为济私之具也。苟轻器识而唯知能是务，欲学者尽其知能以效于世，此必不可得也。今之弊在是，奈何其不察耶？夫器识者何？能受而不匮之谓器，知本而不蔽之谓识。器识非二也，特分两方面以形容之耳。以受则谓之器，以知则谓之识也。器识之义，最为难言，今略明之。先难后获者，器也，识也；欲不劳而获者，非器也，无识也。可大受而不可小知者，器也，识也；可小知而不可大受者，非器也，无识也。毋欲速，毋见小利者，器也，识也；欲速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者，非器也，无识也。颜子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者，器也，识也；反是者，非器也，无识也。虚已以容物，故犯而不校。此言君子宅心之广，蓄德之宏，乃就私德言，非就国家思想言也。或有误解此者，以谓国土受侵，不与敌校，便逾论轨。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者，器也，识也；反是者，非器也，无识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者，器也，识也；艺谓一切知识技能之学。亡其道德与仁而唯艺之务者，非器也，无识也。行有余力则或疏虞，以学文者，器也，识也；此中“文”字，同上“艺”字解。驰逞于文而不务力行者，非器也，无识也。过则勿惮改，人告之以有过则喜，闻善言则拜者，器也，识也；文过遂非，拒谏而绝善道者，非器也，无识也。尊德性而道问学者，器也，识也；只知问学而不务全其德性，则失其所以为人，非器也，无识也。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器也，识也；妒贤忌能，见恶人而不知自反，或攻人之恶而不内省已之同其恶否，此为下流之归，非器也，无识也。人一己十，人十己百，人百己千，器也，识也；自暴自弃者，非器也，无识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器也，识也；甘于不知，而不肯困以求通，怠于行而不务勉强以修业，非器也，无识也。任重道远，器也，识也；无所堪任，非器也，无识也。己立立人，已达达人。器也，识也；独善而无以及物，非器也，无识也。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此有器识与无器识之辨也。夫器识有无，其征万端，不可胜穷也，然即前所述者一字一句，反而验之身心之间、日用之际，则将发见自己一无器识可言，而愧怍惶惧，自知不比于人类矣。昔王船山先生内省而惭曰：“吾之一发，天所不覆，地所不载。”其忏悔而无以自容，至于若此之迫且切也。我辈堕落而不自知罪，岂非全无器识之故耶？夫器识，禀之自天而充之于学。人不学，则虽有天禀，而习染害之。故夫人之无器识者，非本无也，直蔽于后起之污习耳。扩充器识，必资义理之学，涵养德性而始能。主讲以义理为宗，吾夙同符。诸生必真志乎此学，始有以充其器识，器识充而大，则一切知识技能皆从德性发用。器识如模，知能如填彩；模不具，则彩不堪施。诸生顾可逐末而亡本乎？
学者进德修业，莫要于亲师。师严而后道尊，师道立则善人多，旧训不可易也。学校兴而师生义废，教授与诸生精神不相通贯，意念不相融洽，其上下讲台，如涂之人相遇而已。夫学者之于理道，非可从他受也，唯在自得之耳。其自得之者，亦非可持以授人，理道不是一件物事故也。然则为学者，何贵于有师耶？师之所益于弟子者，则本于其所自得者，而随机引发弟子，使之有以自得焉。弟子所赖于其师者，方其未至于自得，则必待师之有所引发焉。唯然，故师与弟子必精神、意念相融通，而后有引发之可能。若夫神不相属，意不相注，则如两石相击，欲其引发智虑而悟入理道，天下宁有是事耶？故弟子必知亲师而后可为学。且人之所以为人也，亲生之而师成之。成之之恩，与生均矣。在三之义，古有明训，而忍不相亲耶？虽然，语乎成，又当有辨。非寻常知识技能之相益便足谓之成也，必其开我以至道，使吾得之而成为人焉，不得则吾弗成为人也。有师如是，其成我之恩，均于生我矣。在三之义，正谓此也。其次则如章实斋氏所云，专门名家之学，虽不足语至道，要亦有得于道之散殊。吾从而受其学，亦不敢不尊之亲之，而严其分、尽其情。严其分者，已之于师，退居子弟行，不敢抗也。否则于情未协，于义为悖也。自此而下，若传授课本，口耳之资益，学无与于专家，人未闻乎至道，但既为吾所从受课之师，有裨于闻见，则亦以长者事之，以先进礼之，不得漠然无情谊也。亲师之义，虽有差等，毕竟不失其亲爱。古之学者未有不求师也，弟子之名位、年事过于其师者，往往有之，而退然以下其师者，道之所在故也，学之不可无所就正故也。今之学者耻于求师，不以其所未得为可耻，而耻其所不当耻，直无器识故耳。古之人有先从师游，不必有得，而后乃自得，反以其道喻师，而自展其事师之诚者，释迦牟尼是也，鸠摩罗什于其戒师亦尝行之也。有弟子先从师说而后与之异者，后之所见诚异，非私心立异也。亚里士多德曰：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有如是弟子，非师门之幸哉！亲师者，非私爱之谓也。然非有真知真见而轻背师说焉，则其罪不在小，学者所当戒也。
次于亲师而谈敬长。凡年辈长于我者，必以长者礼之，年辈长于我而又有学行可尊者，吾礼敬之不尽其诚，又何忍乎？清末以来，学风激变，青年学子习于嚣暴，而长幼失其序矣。有一老辈，平日与少年言议，皆非毁礼教者也，退而与人言，则又忿后生遇己之无礼。吾性褊狭，不欲轻接少年，偶遇之，勿多与言，亦无饰貌周旋之事，孤冷自持而已。夫所以敬长者，约有二义：少不凌长，后生不与先进抗，存厚道也。长者经验多于少年，少年勇于改造，而辨物析理不必精审，使其无轻侮前辈之心习，则将依据前辈之经验以为观摩考核之资者，必日益而不自知矣。西洋各国皆有年老教授居上庠，与吾国古时太学尊礼老师之意适合。明季有一儒者，自言其少时遇长德，辄以兄事，中年而后，自知无礼，于昔所称为兄者，今改称以先生，而自称晚生或后学焉。昔之视在等夷者，今知其德之可尊，学之可贵也，则不复等夷视之，而对之自名焉。此人可谓善补过矣。诸生来学于此，于亲师敬长，自宜留意，不可染时俗也，此亦培养器识之一端也。
学者以穷理为事，然其胸怀一向为名利声色种种惑染之所缠缚，其根株甚深细隐微，恒不自觉，本心全被障碍，如何而得穷理？“本心”一词，原于《孟子》，宋明儒者亦言之。“本”字宜深玩，但非可徒以训诂为得其解也，必切体之于已，而认识其孰为吾本具之良知能而不杂夫后起染污之习者。穷理工夫，非深心不办。真理虽昭著目前，而昏扰粗浮之心，终不得见，必智虑深沉冲湛，而后万理齐彰。深湛则神全，神全故明无不烛，而天下之理得矣。又非大心不办。大故不滞于一隅，观其散著，抑可以游其玄也；析其繁赜，抑可以会其通也；辨其粗显，抑可以穷其幽也；知其常行，抑可以尽其变也；见其烦琐，抑可以握其简也。故唯大心可以穷理。狭碍之心，触途成滞。泥偏曲而不悟大全，堕支离而难言通理，习肤浅而不堪究实，明者所以致慨于横通也。狭碍之心非本心也，乃以染习为心故耳。又非耐心不办。人心恒为染习所乘，安于偷惰而一切无所用心，惯于悠忽而凡百都不经意，苹果堕地与壶水热则涨澎，古今人谁不习见之，却鲜能于此发见极大道理者，必待奈端、瓦特而后能之，则以常人不耐深思故耳。夫事理无穷，要在随处体察，于其所未曾明了者，不惮强探力索，四字吃紧。毋忽其所习闻习见而不加察也。毋略其所不及见、不及闻而以为无复有物、无理可求也。毋狃于传说，必加评判。亦毋轻议旧闻，必多方考索：其果是耶，无可立异；其果非耶，自当废弃。毋病夫琐碎而不肯穷也。毋厌其艰阻而不肯究也。时时有一副耐心，真积力久，自然物格知至，而无疑于理之难穷矣。综前所说三心，曰耐，曰大，曰深，皆依本心而别为之名耳。耐之反为忽，忽者疏忽或忽略。大之反为碍，碍者狭隘或滞碍。深之反为浅，浅者浅陋或浮浅。有一于此，皆不足与于穷理之事，其所以成乎忽与碍且浅者，则以无量惑染根株盘结于中，而本心障蔽故也。学者必有克己工夫，已者谓一切惑染，亦云私欲或私意。常令胸怀洒脱，神明炯然，则能耐，能大，能深，“耐”字意义甚深，即健也。切宜深玩。而可以穷理尽性矣。王阳明先生云：“学问须是识得头脑。”存心、养心、操心之学，于一切学问实为头脑。今之学子，顾皆舍其心而不知求，岂不蔽哉？就学术言，华梵哲学与西洋科学原自分途，东学赅华梵哲学言。必待反求内证，舍此无他术矣。科学纯恃客观的方法，又何消说得？西洋哲学与其科学，大概同其路向，明儒所谓“向外求理”是也。西洋思想与东方接近者恐甚少。学者识其类别，内外交修，庶几体用赅存，本末具备，东西可一炉而冶矣。昔朱子言学，以居敬穷理并言。穷尽事物之理，合用客观方法，居敬即反求内证下手工夫也。敬是工夫，亦即于此识得内在的本体。明代治朱学者，诟王学遗物理而不求。王学之徒则又病朱学支离破碎。近世中西之争亦复类是。曷若同于大通之为愈耶？吾与主讲俱无所偏倚，诸生来学于此，须识得此间宗旨，无拘曲见，务人通途。
昔吾夫子之学，内圣外王。老氏崇无，亦修南面之术。老氏之无非空无也。本性虚寂，故说为无。儒者亦非不言无，《中庸》言天性曰“无声无臭至矣”。但儒者不偏着在无上，与老氏又有别。此姑不详。颜子在孔门拟以后世宗门大德气象，颇相类似，然有为邦之问，则孟子所谓“禹、稷、颜回同道”，诚不诬也。吾尝言，佛家原主出世，使世而果可出也，吾亦何所留系，其如不可出何？如欲逃出虚空，宁有逃所？世之言佛者，或谓佛氏非出世主义，此但欲顺俗而恐人以此诟病佛法耳。实则佛家思想元来自是出世，彼直以众生一向惑染、沦溺生死海中为可怖畏，而求度脱。经论具在，可曲解耶？但佛家后来派别甚繁，思想又极繁杂，如大乘学说渐有不舍世间的意思，华严最为显著。《金光明经》亦归于王者治国之道云。是故智者哀隐人伦，要在随顺世间，弥缝其缺，匡救其恶，所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本中和而赞化育，建皇极而立蒸民，古诗云：“立我蒸民，莫匪尔极。”此吾夫子之道所以配乾坤而同覆载也。庄子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可谓知圣心矣。汉世经儒并主通经致用，不失宗风，故汉治尚可观。魏晋以后，佛家思想浸淫社会，曹氏父子又以浮文靡辞导士夫为浮虚无用，儒生经世之业不可复睹，遂使五胡肇乱，惨毒生民。延及李唐，太宗雄伟，仅振国威于一时，继体衰乱，迄无宁日。唐世士人，下者溺诗辞，上者入浮屠，儒业亡绝，犹魏晋以来之流风也。世道敝而无与持，有以也哉！唐世仅一陆宣公以儒术扶衰乱。祸极于五代。宋兴而周程诸老先生绍述孔孟，儒学复兴。然特崇义理之学，而视事功为末，其精神意念所注，终在克己工夫，而经国济民之术或未遑深究。虽述王道、谈治平，要亦循守圣文，非深观群变、有所创发也。至其出处进退大节，自守甚严，诚可尊尚。然变俗创制、一往无前之勇气，则又非所望于诸老先生矣。然而宋儒在形而上学方面实有甚多发见。当别为论。晚世为考据之业与托浮屠者，并狂诋宋儒，彼何所知于宋儒哉！唯宋儒于致用方面实嫌欠缺，当时贤儒甚众而莫救危亡，非无故也。及至明季，船山、亭林诸公崛起，皆绍述程朱而力求实用。诸公俱有民治思想，又深达治本，有立政之规模与条理，且皆出万死一生以图光复大业，志不遂而后著书。要之皆能实行其思想者也，此足为宋儒干蛊矣。颜习斋名为反对程朱，实则其骨子里仍是程朱。所攻伐者，但是程朱派之流弊耳。胜清道咸间，罗罗山、曾涤生、胡林翼诸氏又皆宗主宋学，而足宁一时之乱。诸公扶持清廷，殆非本志，直是现实主义耳。洪杨既不足辅，又惧同类莫能相下，故仍拥清以息一时之乱耳。曾氏刊布《船山遗书》，虽昌言民族革命之《黄书》而布之无忌，其意念深哉！故由宋学演变观之，浸浸上追孔氏，而求内圣外王之全体大用，不复孤穷性道矣。明季大儒与咸同诸公所造高下浅深，为别一问题。然其内外交修，不欲成为有体而无用，则犹孔氏之遗规也。今世变愈亟，社会政治问题日益复杂，日益迫切，人类之忧方大，而吾国家民族亦膺巨难而濒于危。承学之士，本实既不可拨，本实谓内圣之学。作用尤不可无。作用谓外王或致用之学，与俗以机智名作用者异旨。实事求是，勿以空疏为可安，深知人生责任所在，必以独善自私为可耻。释迦牟尼为一大事因缘出世。王船山先生自题其座右日“吾生有事”。此是何等胸怀！吾人可不猛省！置身群众之外而不与合作，乃过去之恶习；因任事势所趋而不尽己责，尤致败之原因。西洋社会与政治等等方面，许多重大改革，而中国几皆无之，因中国人每顺事势之自然演进，而不以人力改造故也。此等任运自然的观念，未尝绝无好处，但弊多于利，当别为文论之。诸生研求实用，尤贵于旧日积习得失，察识极精，而迁善必勇，否则虽有技能，不堪致用，况缺乏技能者乎？或曰：今世言致用，必须专门技术，此等人才必出自各学校之为专科研究者。书院系养育通材，恐徒流为理论家而不必可以致用也。此说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夫专材与通材，专门技术省言专材。互相为用而不可缺其一也。专材恒是部分之长，虽其间不无卓越之士，然终不能不囿于所习，其通识终有限也；通材者，测远而见于几先，穷大而不滞于一曲，能综全局而明了于各部分之关系，能洞幽隐而精识夫事变之离奇。专材的知识是呆板的，通材的知识是灵活的；专材的知识是由积聚而得的，通材的知识多由超悟而得的；超悟本自天才，然天才短者，积学亦可致。专材的知识是显而易见的，通材的知识是运于无形的。专材与通材之辨略如上说。而通材实关重要。能用专材者，通材也。若无通材，则专材亦无所依附以尽其用。选任各种专材而位之各当其所，此则通材所有事也。凡理论家固可谓之通材，而通材不必悉为理论家，通材者，恒是知行合一之人物也。通材与专材，时或无定称，如一个工厂的领袖比于厂中技师等等则为通材，比于实业界中更大的领袖则又成专材矣；实业界中大领袖虽号通材，而对于主持国柄之大领袖则又成专材矣。凡求为通材者，必有宽广的胸量，远大的眼光，深沉的思考，实践的勇气，谦虚的怀抱。若不具此素质而求为通材，未之有闻也。查本院简章分通治别治二门：通治门，以《孝经》《论语》为一类，孟荀董郑周程张朱陆王诸子附之。别治门，《尚书》三《礼》为一类，名法墨三家之学附之；《易》《春秋》为一类，道家附之。凡此皆所以养通材也。
附识：或问：本文有云，中国人每顺事势之自然演变而不以人力改造。此意未了。答曰：吾举一例明之，如数千年来君主政治，时或遇着极昏暗，天下自然生变，到变乱起时，也只任互相杀伐，俟其间有能者出来才得平定，仍然做君主。此便是顺事势自然，不加人力改造。若是肯用人力改造局面时，他受了君主政治许多昏暗之祸，自然会想到民治制度，同来大改造一番。西洋人便是这样，中国人却不如此。即此一例，余可类推。
国家设学校以养人才，人才虽出于其中，而就学者固不能皆才也。书院虽欲养通材，又何敢过存奢望耶？然在诸生，则不可妄自菲薄，必努力以求为通材，而后不负自己，不负所学。诸生纵不得胜国家栋梁之任，吾亦望其行修而学博，足以居庠序而育群材。今各大学于本国学术方面缺乏师资，此足见吾国人之不力学，不求认识自己。昔拿破仑自谓其失败根本不由于外力与刀枪，而在于德国理想家的抵抗力。诸生三复此言，当知所奋发矣。
本院简章，举一切学术，该摄于六艺。故学者选修课程，应各择一艺为主，而必兼治其相类通者。如所主在《易》，则余艺如《春秋》等，等者谓《诗》《书》、三《礼》及四子书等。诸子学如道家等，等者谓自汉迄宋明诸师。及印度佛学与外道，皆所必治，即西洋哲学与科学，尤其所宜取资。如所主在《春秋》诸艺，则其所应兼治之诸学，亦各视其所相与类通者以为衡。夫学术分而著述众，一人之力，何可穷搜？故治学者，有二义宜知。每一种学问皆有甚多著述，唯择专家名著而详加玩索，其余可略，此一义也。博学者，非无书不读之谓，乃于不可不读之书，必须熟读耳。依据自家思想根荄，因取其与吾相近者特别研寻，以资发挥，此二义也。如吾治《易》而好象数，则于数理逻辑必加详究；如吾治《易》而主明变，则凡哲学家之精于语变者，必加详究；如吾治《易》而于生生不息真机特有神悟，则凡依据生物学而出发之哲学，必加详究；如吾治《易》而注重明体及生活与实践方面，则于佛家及宋明诸师，必加详究。如吾治《周礼》而欲张均产与均财之义，则于吾先儒井田、限田诸说及西洋许多社会主义者关于经济的思想，必加详究。如吾治《春秋》而欲张《公羊》三世义，则于吾六经、诸子及西洋哲学许多政治理想，必加详究。如上所说，略示方隅，学者触类旁通，妙用无穷。本院主张自由研究，不取学校教师登台强聒、学生呆坐厌听之方式，亦无一定讲义。主讲及讲座、教授、都讲，简章尚未立教授，以开创伊始，规模尚狭故也。实则教授为正常负责之师，决不可无。至简章有讲友，相当各大学名誉教授，但马先生不欲仍时俗教授之名，俟将来酌定。时或聚诸生共语，得为语录而已。分系办法虽本院所无，但简章一宗六艺而分通治、别治二门。诸生入院修学，自应先通后别。其别治门，各专一艺而兼治其相与类通之诸学，则分系之意存焉，至各门所应研习之书目，拟分必读与博览二类，容缓酌定。必读一类，贵精不贵多，如孔门之于六艺，魏晋学者之于三玄，两宋诸师之于四子书，又如佛家空宗主《大般若经》与四论，《大智度》及《中》《百》《十二门》。相宗亦有六经、十一论。详基师《唯识述记》等。凡此诸家，其所专精之书并不多，唯有所专主而聚精会神于其间，久之而神明变化，受用无穷矣。至博览一类则不嫌其多，然学者资性有利钝，精力有衰旺，要在各人随分尽力，选择其万不容不涉及者而目治心营焉，求免于孤陋寡闻之患，而有以收取精用弘与引申触类之益，斯为得之。若夫不量自力而一意涉猎求多，其弊也，或则神昏目眩而一无所得，或则杂毒攻心而灵台长蔽，思想长陷于混乱，此为人生至苦之境。吾意将来规定各门应行博览之书，虽名目不妨多列，而学子于其间尽可留心选择，务令游刃有余，毋以贪多自害。唯必读之书则非终身潜玩不可。
学问之道，由浅入深，由博返约。初学必勤求普通知识，将基础打叠宽博稳固，而后可云深造。其基不宽则狭陋而不堪上进，其基不固则浮虚而难望有成。初学若未受科学知识的训练，而欲侈谈哲理与群化治术等等高深的学问，便如筑室不曾拓基，从何建立？登梯不曾循级，必患颠蹶矣。吾国学术虽未曾发展为科学，然吾先圣贤于哲学思想方面所以有伟大的成功者，非独天才卓越、直超顿悟、冥会真理而已，亦因其穷玄而不遗事物。如所谓“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近取诸身，远观诸物”，又如孟子称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后儒亦屡言须体验物理人事。又曰，从人情事变上磨练，其精于综事辨物，可见矣。吾固有之学术不曾发展为科学，此是别一问题。然吾古之学者自有许多许多的科学知识，则不容忽视。《易》之为书，名数为经，质力为纬，非有丰富幽深的科学则莫能为也。而其书导于羲皇，成于孔氏，创作之早，至可惊叹。后生偷惰，知识日益固陋，今西洋科学发达，学子诚当努力探求。诸生若自大学卒业而来者，于科学有相当素养。今进而研华梵高深学术，不患无基。至其未受学校教育者。本院征选肄业生细则，不限定大学卒业一途者，原欲广造就耳。但其人若非具有天才而缺乏科学训练，恐终为进学之碍。今次征选生徒办法只可作一种试验耳。务望于科学方法及各科常识，尤其于生物学、心理学、名学及西洋哲学与社会政治诸学，必博采译述册子，详加研索。今之译述，大抵出于稗贩，而不详条贯，鲜有旨要。其于所介绍之学说，实未有精研故也。又复模仿西文文法而未能神明变化，故其辞甚难通。加之白话文于素读旧书者气味最不合。以上诸因，译述册子每为人所不喜阅。然诸生未受学校教育者，要当于译述册子勉强玩索，勿病其肤杂，勿畏夫艰阻。须知学者涉猎群书，譬之入山采宝，初入深山，所历几尽属荆棘，及遇一宝则获益无穷矣。读杂书亦复如是，往往有意外之获。孟子谓“舜好问，而好察迩言”。理道无穷，随在足资解发故也。译述虽劣，讵不足比于迩言耶？
吾国学术，夙尚体认而轻辩智，其所长在是，而短亦伏焉。诸生处今之世，为学务求慎思明辨，毋愧宏通。其于逻辑，宜备根基，不可忽而不究也。然学问之极诣，毕竟超越寻思，归诸体认，则又不可不知。
《论语》有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发表思想之器也。凡理论的文字，以语体文为最适宜，条理详明，委曲尽致，辞畅达而无所隐，义精确而无所淆，此语体文所擅长也。但有时须杂用文言文，谈理至幽玄之境，凌虚着笔，妙达神理，则或赖文言以济白话之穷。如程子《语录》中所谓“冲寞无朕，万象森然”，以整练之辞，善敷玄旨，含蓄无尽。此等处若用白话，便无义味。此语体参用文言之妙也。学子如欲求工语体文，必须多读古书，能作文言文，始无不达之患。今学子为白话文，多有不通者，此可戒耳。
读书须有三到，曰手到，圈点。目到，心到。手之所至，而目注焉，而心凝焉，则字字句句无有忽略过去者。读书不求甚解，在天才家眼光锐利，于所读书，入目便能抉择，足资一已创发之用。若在一般人，则虽苦思力索，犹惧不尽其条理，不识其旨要，而可不求甚解乎？读书切忌忽略过去，学之蔽，理之难明，只缘自心随处忽略故耳。忽略者，万恶之源也，所谓“不诚无物”是也。吾写至此，吾意甚苦，愿诸生自反而力戒此病。细玩《论语》，则知圣贤日用间，只是一真流行，一切无有忽略。
今之少年，习为白话诗，以新文学自标榜，其得失则当世有识者多能言之，毋俟余喋喋也。余生平不能诗，间讽诵古之名作，略识其趣，以为声音节奏，终不可忽而不讲。若不求协韵，只为白话而已，其可谓之诗乎？诸生于六艺中倘有专诗者，将欲创作新体，亦必沉潜于旧文学，谓由《三百篇》、楚汉迄近世，诗骚赋词等作品。遗其貌而得其神，或能融会众体，别创一格，未可知也。如于旧文学未有深厚涵茹，而以浅躁之衷，急谋更张，终必无成。“子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更张而不及其旧，勿轻更焉可也。
每闻少年能读西人诗，惊服其长篇钜制，辄谓中国诗不足观，此真肤论也。余未读西人诗，但闻人言，想见甚气象雄放，情思畅茂。然中国诗，妙在辞寡而情思悠然，含蓄不尽，清幽之美，如大化默运，不可以形象求也。中西诗但当各取其长，勿妄分优劣也。
间闻人言，通经致用之说，在今日为迂谈。今之政事，当有专门技术，岂得求之六艺而已乎？此其说甚误，有见于末，无见于本也。如欲辨正此等谬见，自非可以简单言之。虽著书累帙，犹难达意，吾于此不瑕深论，但虑诸生移于时俗，终不能不略明吾旨也。夫缮群致治，必有经常之道，历万变而不可易也；亦必有张弛之具，随时而制其宜也。专门技术只为张弛之具，而所以为张弛者，要不可离经常之道。姑举一义言之。《大易·革卦》，著改革之象，必归之诚信。革，变易也；诚信则通万变而不可易之常道也。改制易度而果以诚信行之，毋假新法之名而阴违之以逞其私欲，毋藉新兴之事而私便之，以恣其淫贪。以诚信宰万变而不渝，则任何改革无不顺天应人，行之尽利矣。嗟尔诸生，更历世变，亦已不浅，其犹无悟于此耶？即今国际纠纷至于人类自毁，而不知祸之所底。诸霸者莫不声称正义，而所为适得其反。不诚不信，戾于常道，生人之祸，何时已乎？“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圣言深远，人类如终不自毁，其必率由吾六艺之教焉无疑也。夫六艺之旨，广大悉备，所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唯智者真有得于六艺，则见其字字句句，皆切于人生实用，而不可须臾离也。无识者视为陈言，所谓“至言不止于里耳”也。谓通经致用为迁谈，此乃细人之见耳。且学者诚能服膺经训而反之自心，将于万化之本、万事之纲，无不洞达，则其于人群事变之繁复奇诡，自可秉枢要以御纷杂，握天钧而涉离奇。阳明所谓“规矩诚设，而天下无数之方圆皆有以裁之矣；尺度诚立，而天下无数之长短，皆有以裁之矣”。然则运用专门技术者，必待湛深经术之醇儒。世有善知识，必无疑于吾言也。又凡治六艺者，非但习本经而已，如治《尚书》三《礼》者，于吾诸子、历史及诸文集并西洋社会、政治诸学，皆博览而取材焉。余艺可类推。夫学术者，古人诣其大，而后人造其精；古人穷其原，而后人竟其委；委者，委曲。事理之散殊，至纤至悉，难于穷了者，谓之委曲。古人以包含胜，后人以解析胜。学者求知，若但习于细碎，则智苦于不周，而应用必多所滞。六艺者，吾国远古之大典，一切学术之渊源。学子欲求致用而不习六艺，是拘于偏曲而不求通识也，恶可致用乎？今各大学法科，只习外人社会及政治诸书而已，故剿袭外人法制以行之吾国，终不适用也。故夫研究西洋社会及政治法律诸学者，必上宗六艺而参稽历朝史志与诸文集，博而有要，杂而有本，庶几通古今之变而可权时致用矣。尤复须知，吾国著述，不肯敷陈理论，恒以散殊而简单之辞寓其冲旨，所谓引而不发是也。善读者，于单词奥义悟得无穷道理，如《周礼》言经国理民之规，一以均平为原则；《大学》言理财，归之平天下，本之絜矩；絜矩者，恕道也。今列强不知有恕，故互相残。《论语》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言民治端在制产，曰“民有恒产，斯有恒心”；《书》曰正德、利用、厚生。尽大地古今万国谈群化究治道之学者，著书千万，要不过发挥上述诸义而已。治今日之中国，道必由是；为人类开万世太平之基，道必由是。又如《论语》“道千乘之国”一章，尤为今日救时圣药。时时存敬事之一念，无实之议案与夫徒供官吏假借济私而有害民生之政令，必不忍行、不肯行。至其敬慎以出之事，自然实行收实效而可信于群众，非有实益于公家，即一毫不浪费。如此节用，何虑艰危？当饮食而思天下饥饿者众，处安全而思天下惨死者众，有此爱人一念，自必达之事业。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况乘权处要者乎？征役出于不得已，而于人民生事所关，必加顾惜审处，则所全者多矣。当今上下一心，果能实体“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诸义而力行之，又何忧乎国难？圣训洋洋，无一语不切实用，奈何以迂谈视之？夫六艺之旨，广大渊微，欲有称举，终嫌挂一漏万。吾揭示一二，以便诸生读经时知所留意而已。经术诚足致用，诸生到深造自得时，方信得及耳。此与前谈通材与专材一段，可参看。儒家教学者，必先立志；佛家教学者，首重发心。所发何心？所立何志？即不私一己之心之志，易言之，即公一已于天地万物之心之志而已。罗念庵先生有云：“近来见得吾之一身，当以天下为己任，不论出与处，莫不皆然。真以天下为己任者，即分毫躲闪不得，亦分毫牵系不得。躲闪与牵系，皆私意私欲之为。古人立志之初，便分蹊径。入此蹊径，乃是圣学；不入此蹊径，乃是异端。阳明公万物一体之论，亦是此胚胎。此方是天地同流，此方是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此方是天下皆吾度内，此方是仁体。孔门开口教人，从此立脚跟。力案：此须善读《论语》，能于言外会意，方得之耳。孔子随事示人，无不使之率由常德，如孝弟忠信笃敬等等，皆常德也。率由常德，即是通人已为一体处，失其常德，即成自私自便而不能与物同体矣。学者于此，宜深切察识。后儒失之，只作得必信、必果，硁砼小人之事，而圣学亡矣。力案：此是念庵大眼孔处。《西铭》一篇，稍尽此体段。所谓大丈夫事，小根器不足以当之。识得此理，更觉目前别长一格。”又曰：“今人言学，不免疏漏，虽极力向进，终无成就，是不达此理。以此与他人言，绝不见有一人承当，即不承当，亦不见有一人闻之生叹羡者，不知何也？”力案：众生可悲，以此。又曰：“区区不足法，只此一蹊径，似出于天之诱衷，却非有沿袭处，吾身纵不能至，愿诸君出身承当。承当处，非属意气兴致，只是理合如此。力案：此处吃紧。此方是做人底道理，此方是配天地底道理。能有诸己，何事不了？
真不系今与后、己与人也。”念庵此一段话，至为警切，吾故举以示诸生。诸生能发心、立志而公一已于天地万物，与为一体，如此方是尽人道也，亦必如此而后见得天下事皆己分内事，而任事之勇自生。
孔门教学者，唯尚躬行。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其刻励如是。后来学人，便侈谈空理，而轻视事为，学风所由替，民族所由衰也。诸生其念之哉，勿以空谈了一生也。天下事，无大无小，量己才力所胜任者，以真实心担任作去。才作事，便是学，否则只是浮泛见闻或空想，不足言学也。
写至此，便欲止，然犹若不能已于言者。学问之事，唯大天才或可以不信天、不信地而唯自信、自成。中人之资，未有不笃信善知识而可以有成者也。超悟之明不足，则推度易滋疑眩，而古今偏至与浮浅之言，亦皆足乱其神明。故必有善知识为之师，而己又能笃信其师之说，由笃信而求深解，了然于其师之所见。一义如是，众义皆然。久之养成自家识力，便可纵横自在矣。今之学子，才识不逾中人，或且不及中人，而果于自信，不知择师，任其肤乱浮嚣之见衡量一切，无所取准，惑以终身，不亦悲乎！《论语》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诸生来学于此，愿办一个信心，毋轻自用也。
前月十九日，寇机来袭嘉。吾寓舍全毁于火，吾几不免，幸所伤仅在左膝稍上，一仆拥持，得脱于难。然痛楚缠绵，已历多日。兹值开课，念天未丧予，益不得不与诸生共勉。以上所言，本无伦次，然要皆切于诸生日用，譬之医家治病，每下毒药，然其出于救人之真心，则无可疑也。诸生幸谅余之心焉。
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十七日熊十力
附记：复性书院创建于二十八年夏，院址在四川嘉定乌尤寺。余应聘不多日，以病辞职，然存此讲词，以备来者参考。十力记。
编辑排版：其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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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熊十力，转载自：《十力语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