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是通过西域诸国而流入内地。在东汉明帝时（西元五八~七五年）获准在洛阳建佛寺，但直到桓帝（西元一四七~一六七年）在宫中祀“浮图老子”以求福，仍然只作神仙方术看，而不知佛教之教义。
唯桓帝之时，亦已有安息人（即古波斯，时，尚无回教）安世高在洛阳译述小乘上座部经典。而桓帝之末，又有西域月支人支娄迦谶首先译“般若道行品、首楞严、般舟三昧”等般若系之经典，是为大乘经传入中国之始。
三国时，魏与吴皆有佛教之流行。支谶之再传弟子支谦入吴，译经三十部（约在公元二二三~二五二年）。又有康僧会，康居国人。世居天竺，后移交趾，再至建康（此为自南路入中国之第一人），译有“六度集经”等。魏晋间有朱士行入西域，取梵本般若经回，乃中国西行求经之始。（直抵天竺者，则以东晋法显为第一人。）
西晋时，有竺法护，本月支人，世居敦煌，因从师为竺姓，后至长安，又至洛阳，前后四十年，译经甚多。有“光赞（大品）般若、维摩经、正法华经、华严十地品”等大乘经，又译小乘经多种。另有帛远（字法祖，中国人）与竺法兰等在北方讲般若，然撰述甚少。
初期佛教之流传，大抵“宗教重于学术，信仰重于理智”（印顺法师语），尚未进到佛学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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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仁厚《中国哲学史》总目录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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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