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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篇》8章）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公冶长篇》20章）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篇》20章）
行仁当然是要落到存在面上用实际的行动来沟通人我、去连接理想与现实。但怎样的行动才能真实达成这目的呢？这却没有任何行动模式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而只能因人、因地、因时而制宜。乃因落到存在面上，每一个眼前当下的真实情境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顶多只能掌握大体，就细部的精准而言，经常是前一刻恰好的行动，此时却已扞格难通了。所以，我们便需参考大体，然后针对现实作细部的微调，以期能终于作出精准的行动，促成人我间融洽无间的相通。这种斟酌微调的功夫，正是在人际关系上作道德修养时最微妙难测的成败关键。许多人都是在这里稍一犹豫，便机缘错过；但略嫌鲁莽，便又唐突伤人。待人接物间分际的拿捏，真是不容易呀！真能做得恰好的，已不只可称为仁，更当针对这种分寸拿捏的功夫而称之为智了。
原来仁是偏指动机的纯正、爱心的饱满，这大致靠内省或自我澄清的功夫。智则偏指行动的准确、分际权衡的恰当，这则需靠实际经验的磨炼，即王阳明所谓“事上磨炼”或令所谓“从做中学”。
当然，归根究底，智心仍是从仁心分化发展而来，理智的冷静清明仍是基于真我的自信与无私，所以分说仁且智也可以，总说仁以包含智也无不可。
孔子因此在仁之外别提一个“知”（智），而说一个智者在与人交接时，应对进退是分毫不差的，也不会因迟疑而错过与人流通的机会（不失人），也不会因鲁莽而说出突兀伤人的话（不失言）。至于一般人呢？就难免失人或者失言了。
试问人为什么会在遇到明明可以跟他坦诚地交心或者示爱的机会却不敢即时表白以致失之交臂呢？这除了因缺乏经验而紧张忙乱，更可能是由于旧伤未愈以致杯弓蛇影，为了自我防卫而来不及坦诚表白吧！
同样，人所以会鲁莽发言，导致交浅言深令人尴尬，乃至误会交恶，也因自我不成熟，欠缺自信，遂反弹为自我中心、急于表现，而来不及照顾他人的感受吧！
总之,在人际交接上所以会分寸紊乱，过或不及，除了经验不足（智上事）之外，更可能是源于生命的受伤或偏执（上事）。这时若只在经验层次上检讨是不够的，还当推源到生命内部的历史症结（包括创伤情结与气偏向），加以治疗矫正，才是治本之方。
所以，像季文子凡事都要三思而后行，也就是拘泥在行动面上，因为生怕分寸不能恰好而对当前事项再三分析乃至沙盘推演。孔子听说了不免评论道：“其实若仅就行动层面而言，检讨一次也就够了。”原来，若真心自信饱满、感应敏锐，这时便当应机而行，不要再在思考层面上犹豫蹉跎。而若仍然有疑，那问题也不是出在思考层面，而是在生命本体；这时我们的心思也不该停留在思考上，而当透入到自我生命的内部去作厘清才是。
而到这时，问题便转换成生命创伤的治疗与性格偏向的调整了。前文曾提到分寸拿捏不恰当的过或不及，当一个人待人老是冲动鲁莽（过）或者老是犹疑退缩（不及），便证明他的气质禀赋、人格结构是有偏的，我们便该在这偏向还没有恶化为偏执之时（因偏向而行事失当而挫折受伤而凝固偏执）及早矫正。
孔子的学生中，子路（仲由）便正是冲动鲁莽（由也进）的典型，冉有（冉求）则是迟疑畏缩（求也退）的代表。所以孔子因材施教，对他们同一个问题（听到一个好道理是否应该立刻就去做）却给予相反的回答：对冲动型的子路叫他且慢，该礼让长辈，等父兄先示范再跟进，或者先听听长辈的意见再决定怎样做最恰当。而对畏缩型的冉求，却是鼓励他赶快去做，免得错过机会。因为以冉求的个性，你催他快他都还不免慢半拍哩！所以是绝不会过而只怕有不及的，多鼓励他立刻做反而容易刚好找到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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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曾昭旭，转载自：《让孔子教我们爱》。更多生命哲学、爱情学文章请关注曾昭旭老师个人微信公众号：TSENG_CHAO-HS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