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一直处于噩梦困境之中，而民族文化生命也一直郁结而不开朗，阻滞而不通畅。这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这个“世纪大困惑”，到二十世纪后半，才逐步明朗起来；而最近一二十年以来，两岸的文化共识，也渐渐显出眉目。
大家终于明白，中华民族的问题，不只是政治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不只是社会问题，本质上它是一个文化问题，而且是全面性的文化问题。
归总而言之，可以列为三个纲领：
一、内圣成德之教的承续与光大
任何一个文化系统，都有它的“安身立命”之道。这个安身立命之道，包括日常生活的轨道和精神生活的途径，同时也决定生命的方向和文化的理想。在印度，在西方，在回教世界，安身立命之道是由他们的宗教来提供；而在中国，则由孔子的仁教（内圣成德之教）来承担这份责任。
这安身立命的内圣成德之教，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的本质所在。虽然如今它仍在散塌衰微之中，但当前中国人在生活行为上所表现的良好质量，主要还是靠这个根基深厚的常道在支撑。在不自觉的状态中，人人却都自然而然的有所表现，这就叫做“百姓日用而不知”、“习焉而不察”。但文化必须自觉地实践，安身立命更是每一个人从生到死，随时随地都要表现的生活方式。中华民族既不能为外来的文化宗教所化，就必然地要来承续光大自己的文化大统。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更必须立时激发文化意识，使文化心灵豁然醒觉，进而顺应时宜，调整表现的方式，使内圣成德之教的真理，能在现时代充分地落实践行。
除了内圣成德之教，还有外王事功一面。这一面不是承续的问题，而必须有新的开创。所谓现代化，也正是从外王事功这一面说。其中含有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形态的问题，一是知识之学的问题。
二、完成民主政体的建国大业
以前讲外王，主要是“仁政、王道”。圣王在位，推行仁政王道，当然很好。但事实上哪有那麽多的圣王呢？皇帝权力那麽大，你单讲“民为贵，君为轻”是没有用的。儒家主张天下为公，但事实上，三代以下数千年来都是天下为家，天下为私。儒家认为只有贤者可以为君，所以主张禅让，但他做了皇帝，就是不肯让位，你怎麽办呢？于是又主张革命，但汤武革命的结果，还是世袭家天下。秦汉以下更是打天下，以武力夺取政权，益发不合乎儒家的道理了。
中国传统政治上的宰相制度，是很好的，但那只是治权的行使。至于政权的转移，却始终没有一个法制化的轨道。这个安排政权的体制，真是形成不易，直到十八世纪，才由欧西先发展出来，而建立了内阁制或总统制的民主政体。这异于贵族政治、君主政治的民主政体，正可消解中国传统政治的三大困局：
一个是改朝换代、治乱相循的问题
一个是君位继承、宫廷斗争的问题
一个是宰相地位、受制于君的问题
再归结一下，是即“政权转移”和“治权运用”的问题。只要实行民主宪政，无论政权的转移或是治权的运用，都有宪法作为依据。宪法就是一个体制，是一个政治运作的轨道。民主政治，不只是保障人权而已。而且是实现各种价值的基础。以往的“民为本、民为贵”的观念，以及人性的发扬，人品的尊重，人格的完成，和人道精神的维护，都必须在民主体制的政治形态之中，才更能获得充分的发展和实现。所以站在儒家或中国文化的立场，必然肯定民主政体。中国必须完成民主建国的大业，才有客观的凭借（不只是主观的意愿）来实现“礼运大同篇”的理想，如此才能超越西方民主政治，为后世建立新型范。
三、开出知识之学以发展科技
中国文化心灵的表现形态，偏重“德性”一面，而“知性”一面则未曾充分彰显。所以自古以来中国虽有很多科技的发明，也表现了很高的科学心智，但却没有发展出知识性的科学传统。因此，我们必须自觉地调整文化心灵的表现形态，使中国人不只是靠聪明来发展科技，而必须依据知识理论来发展科技。在第一阶段，当然先要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但我们不能永远停在“学习西方”的阶段，而必须自本自根从自己的文化心灵和文化土壤里产生出科学。这样，我们才能由“迎头赶上”，进而“并驾齐驱”，再进到“领先超前”。
然则，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可不可能产生科学呢？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中国传统的学问虽然是顺着“道德心”而发展，但在中国的学术思想中也同样有讲论“认知心”的端绪，像荀子和朱子所讲的心，就是认知心（不是道德心）。而朱子“格物穷理”的格物论，也透露主智主义的倾向；只要作一步转化，就可以成为“从中国文化心灵中开出知识之学”的现成的线索。②至于正宗儒家所讲的道德心（良知）当然也肯定科学知识的价值，只因为中国的老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和谐安定的农业社会，对于知识技术的需要并不迫切，而中国人的聪明又足以解决农业社会器械方面的问题，所以欠缺充分的机缘以开出知识性的学问传统。
但今天的客观形势不同了。良知心体在现时代的感应中，自然会感受到科学技术对当代中国的迫切需要。所以作为“德性主体”的良知，必将自觉地转而为“知性主体”，并以主客对列、心物相对的格局，展现认知的活动以成就知识。这只是文化心灵“表现形态”的调整转换之问题，在思想观念上绝无困难。至于落实到现实的层面，自当有一段长时间的努力，而知识分子尤其应该做三件事：第一、要自觉地培养“纯知识”的兴趣；第二、要确立“重视学理而不计较实用”的求知态度；第三、要学习“主客对列”的思考方式。这样，就可以从文化心灵中透显知性主体，开出知识之学以建立纯知识的学理。有了学理做根据，就可以提供“开物成务”的具体知识和实用技术，以满足“利民之用，厚民之生”的要求。
以上这三个纲领，正好就是“道统”方面的光大，“政统”方面的继续，“学统”方面的发展。当代新儒家所提出的“新三统”之说，实即中国文化通盘调适全面改进的新路道。③
② 参蔡仁厚《儒家心性之学论要》（台北：文津出版社），页一二三–一二七，论荀子朱子心性思想的时代意义。
③ 按：关于“新儒三统的实践问题”，可参阅蔡仁厚《新儒家与新世纪》（台北：学生书局），页四一–五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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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蔡仁厚，转载自：《中国哲学史》（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