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第八章 【原文+注音+各家注疏】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

○这一章是解释经文修身齐家的说话。

○之字解做于字。

○辟是偏。

○曾子说:“经文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盖言一家的根本，在我一身，此身于人相接，情之所向，各有个当然的道理。但人多任情好恶，不能检察，所以陷于一偏，而身不修也。如骨肉之间，固当亲爱。然父有过，也当谏诤；子有过也，也当教训。若只管任情去亲爱，更不论义理上可否，这亲爱的便偏了。卑污之人，固可贱恶，然其人若有可取处，也不该全弃他，有可教处，也不该终绝他。若只管任情去贱恶，更不肯宽恕一些，这贱恶的便偏了。畏是畏惧，敬是恭敬，人于尊长，固当畏敬，然自有个畏敬的正理。若是不察其理，或有过于畏惧，过于恭敬，不合乎中，这畏敬便偏了。哀矜，是怜悯的意思。困苦的人，固当怜悯，然自有个哀怜的正理。若其中有不当怜悯处，也只管去怜悯他，却又成了姑息，这哀矜便偏了。敖惰，是简慢的意思。平常的人，简慢些也不为过，然亦有个简慢的正理。若其中有不当简慢处，也只管去简慢他，却又流于骄肆，这敖惰便偏了。人情陷于一偏如此。所以好一个人，只见他件件都是好的，就有不善，也不知了；恶一个人，只见他件件都是不好的，就有善，也不知了。若是所好的人，却能知其恶，所恶的人，却能知其美者，这是平日能用克己的功夫，到个至公至明的去处，才能如此。似这等人，世上少有，所以说天下鲜矣。

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

○谚是俗语。

○苗是田苗。

○硕是茂盛。

○言人情既陷于一偏，便随处偏了，都见不得。所以俗语说人之溺爱者不明，他的儿子虽是不肖，也不知道，只说是好。贪得者心无厌足，他的田苗虽是茂盛，也不见得，只嫌不茂盛。偏之为害，一至于此。

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即上文说偏之为害上看来。可见欲齐家者，必须先修其身。若果情有所偏，事皆任意，却要感化得一家的人，使其无小无大，都在伦理之中，而无有参差不齐者，断无此理。所以说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上传之八章，释修身齐家。

编自：张居正《四书直解》

【注释】

○人，常人，一般人。

○之，对于。

○辟，郑玄认为应读作譬；譬，喻也，意谓以他人的表现为借镜，以省察自己身修与否。朱子认为依这种解释，在意义上将不易与本章的下文联贯起来；若解作“僻”，则不仅文从理顺，而且与上一章的文势正相似。僻，意即常人于其好恶之私常有所偏而失其正。

○贱，轻视；恶，音乌，去声，讨厌。

○哀矜，怜惜；矜，音今。

○敖，同傲，不敬重；惰，怠慢。

○好，音号，喜欢；恶，不好、不美之处。

○恶，音乌，去声，讨厌。

○鲜，少。

○谚，音彦，民间流传的成语。

○硕，巨大。

【疏解】

朱子认为这一章是解释修身和齐家的，所以定为传之第八章。

这一章大致可分为两部份。第一部份推其身不修之病，以起家不齐之原；第二部份引谚语之言，就其家不齐之验，以明身不修之证。

在现实的人生里，除了个人独处之外，与人共处是无可避免的，而且在一生之中，个人独处的时间更显然不如与人共处的时间那麽多。因此，待人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但待人的态度往往因对方的地位、表现、处境或与对方的关系而有所不同。对于有至亲关系或深挚感情的人，自会亲切爱护；对于人格卑下者，自会讨厌蔑视；对于君上圣贤，自会既畏且敬；对于身陷绝境、困苦无告者，自会怜悯同情；对于庸碌平凡之辈，自会轻忽怠慢。这些待人的态度，本是人之常情，乃圣凡贤愚之所同，所以朱子认为这“五者在人本有当然之则”。这五者既是在人本有当然之则，身之不修当然不可能系于这五者之有无；身之不修，实由于这五者失其好恶之平而陷于一偏。陷于一偏，就是过或不及。如父子当主于爱，但若陷于一

偏，则为父者只知慈爱子女，即使子者有不肖仍不知责备，而为子者则只知孝父，即使为父者有不义而不知尽几谏之道；如此，反有违为父为子之道。又如臣之事君，下之奉上，固然出诸畏敬，但若陷于一偏，只知畏敬，即使见其有过有恶，亦不知进谏之言，以陈善闭邪；如此，便是有违事上之道。如此待人接物，则行为操守自难事事如理，而于德有所亏。己身不正，自然不能正人；可见不修其身，便不能齐家。要做到不因自己的喜好或厌恶而忽略他人的缺点或长处，对一般人来说很不容易的；可是，若不能得好恶之平而陷于一偏，则身便不修而家不能齐了。

这一章说亲爱、贱恶等之僻，与上一章所言的忿懥、恐惧等之病，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分别，而心既正之后，似乎别无修身之事。但朱子却不以为然。他说：

“盖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于好恶之间诚不可不随人而节制也”；又说：“正心是就心上说，修身是应事接物上说；那事不是心上做出来，但正心是萌芽上理会；若修身以后，却是各就地头上理会”。（朱子语类卷第十六）

但这样的说法是有点勉强的；我们实在很难想象一个知已至、意已诚、心已正的人竟会在接物待人的态度上出乱子。试想，理无不明，意无不依理而发，情无

不发而皆中节，怎可能在待人的态度上有过或不及！于此，我们应重申“修身”之双重地位。对内而言，修身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结果，换言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的全部工夫，修身并未有在此四者之外的工夫。这是就个人的、内心的修养来说的；傅之第五、第六、第七等三章正是就这范围立说。对外而言，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和基础，亦即朱子所谓“推其理”的基点；这是就人与人之间的，外现的、具体的行为表现而言的。本章关于修身的讨论，正是就这范围来说的。综言之，修身只是一个，但由于修身在大学条目中的双重地位，因此可从内心修养方面说，也可从具体的表现说。所谓“诚于中，形于外”，有如此的修养，自然有如此的表现，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我们实不应因说法所强调的方面有别，而认为修身有独立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外的工夫。朱子之说，于这一点上稍有窒碍，所以稍作疏通。

编自：岑溢成《大学义理疏解》（台湾鹅湖出版社）

岑溢成教授，一九五二年生，原居香港，大学时负笈台湾，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一九八四年获香港新亚研究所博士。在台、港两地，先后受教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刘述先、戴琏璋等名师。一九七五年，与曾昭旭、王邦雄、杨祖汉等师友，共同创办《鹅湖月刊》。一九八六年，获聘至台湾中央大学国文系任教。

先生学术横跨中西，于先秦儒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训诂学、因明学、历代文学理论、分析哲学等领域，皆有精湛之见。